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六字真言艺术形象，它原本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第155页。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烂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
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是鱼和鸟，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则多半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
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无疑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肉类）和“粢盛”（粮食）。它们盛放在“豆”里。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里面装的，是猪头三牲、红焖羊肉和扬州炒饭。这是当时的“满汉全席”。
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放在器皿中。牺牲、粢盛、玉器、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餐具（豆），叠加起来就是“豊”，也就是“礼”。[30]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廷或山林打盹。但，分食了胙肉的族民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陶盆。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31]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32]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地到密林深处去做爱。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舞蹈人形放大图。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