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入境，以贡马为由，向明廷邀赏。把持朝政的大宦官王振发现瓦剌虚报人数[18]，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原定马价的五分之四，以此作为惩戒。瓦剌便借机制造衅端，于同年七月率大军向明边境骚扰，明军一败再败。
战报传到京师北京后，明英宗朱祁镇年轻气盛，竟听信王振的怂恿，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两万骑兵击溃，五十万明军“死伤过半”，朱祁镇本人于土木堡被俘，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此战中，明军以五十万大军对抗追袭的两万余瓦剌军，竟致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偶然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而土木堡之变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皇帝被瓦剌军俘虏，朝野震动，大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明代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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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都：今北京，时为元朝京城。徐达占领大都后，即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年间又改北平为北京。
[2]濠州：今安徽凤阳。入明后改为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朱元璋岳父郭子兴即为定远人。
[3]和州：今安徽和县。
[4]淮安：今江苏淮安。襄阳：今湖北襄阳（前名襄樊）。南阳：今河南南阳。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
[5]彭莹玉：元末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又名彭国玉、彭明，号称彭祖、彭和尚。十岁时出家于慈化禅寺，成人后加入弥勒教，成为当地教首。他精通医术，经常为寺院附近及慕名而来的群众治病，遂以行医为掩护布道，进行秘密反元活动。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与门徒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周子旺被俘遇害，彭莹玉出走淮西，仍继续反元活动，门徒遍及江淮地区。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起义军以红巾裹头，烧香聚众，故称“红巾军”，又称“香军”。彭莹玉积极响应，推徐寿辉为首领，建立天完政权，彭氏任军师。后在与元军战斗中牺牲。
[6]通州：今北京通州。
[7]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8]正因为徐达进军缓慢，才使得元顺帝从容逃走，当时朝野之间为此而议论纷纷，认为徐达有意纵敌者不在少数。明人徐祯卿在《翦胜野闻》中记录说：徐达和另一主帅常遇春一同进兵追击元顺帝，即将追到之时，徐达突然传令班师。常遇春大怒，立即去向朱元璋告状说：“（徐）达反矣，追兵及（元）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朱元璋因此而怀疑徐达，并让人在徐达入见时扣留了他。不料徐达来见朱元璋时发现情形不对，干脆夺门逃走。朱元璋派人召见，表示赦免其罪，徐达死活不应。不得已，朱元璋只好亲自去探望，二人才重新和好。关于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有的说徐达有意谋反，有的说徐达接受了元顺帝的贿赂，等等，不过均非正史。实际上，以徐达精明谨慎的性格，故意纵逃元顺帝的可能性不大。后世史学家赵翼认为徐达在灭元大事上绝对“不敢自专”，言下之意是说徐达“纵元君”不过是奉命行事，主使人自然就是朱元璋了。这一点，确实可以从《明太祖实录》中得到验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中记录了徐达与朱元璋的一段对话。徐达说：“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则说：“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这应该是徐达“纵元君”案最好的答案。
[9]高丽：今朝鲜北部。静江：今广西桂林。
[10]吐蕃：今中国西藏。
[11]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国榷》记载：“宋帝显降元，封瀛国公，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是为妥欢帖木儿是也。”后来这个传说更被演绎翻版成另外一个更加离奇的传说，即明成祖朱棣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其实为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之亲子。据说元顺帝从大都逃走后，朱元璋入大都，见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洪吉喇氏（元朝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之女）美貌出众，便将其收为己有。而其时洪吉喇氏已经怀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明成祖朱棣，因而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这显然只是民间以讹传讹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后相差达八年之久。之所以会有这种流言，据说是因为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罚过重，而朱棣从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中夺过皇位后，杀戮过重，以致民间群情激愤，对朱元璋和朱棣二人不满的人大有人在，因此故意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但朱棣生母仍是历史难解之谜，后面情节中将会提及。
[12]元朝皇后权势很大，掌握户口钱粮，有专设的下属职官，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
[13]当时的“汉人”专指北方在金朝就归降异族的汉族人，南方的汉人则被称为“南人”“蛮子”“南蛮”。
[14]脱脱，字大用，蒙古族，蔑里乞氏。其父马札儿台为元文宗朝大臣，脱脱本人由伯父伯颜抚养长大，元顺帝元统年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伯颜擅政时，脱脱惧为伯父所累，遂于至元六年（1340年）与世杰班、阿鲁等趁伯颜狩猎柳林（今北京通州南）时，奉皇帝之诏罢逐伯颜。之后任右丞相，备受妥欢帖木儿信任。其人详细事迹及最后命运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15]应天：今江苏南京。南京其实是有了北京（当时的北京是汴梁，即河南开封，今北京当时称北平）后才称南京，历史上有金陵、江宁、建康等旧称，本书中南京一律指金陵。
[16]北元政权持续了二百六七十年，差不多与明朝相始终，最后统一于清王朝。
[17]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
[18]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有非常丰厚的赏赐回报，且按人头派发。为了节省费用开支，明廷对使者团人数亦有明确规定，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
第一章 万里乾坤
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紫禁城名称借喻天象，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随无计息尘缘。
放怀顿觉寰区窄，揣分应惭雨露偏。
禁阙疏钟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
可能归去西湖上，相逐渔翁踏钓船。
——于谦《漫书》
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紫禁城便成为京城的象征。而皇城正南门大明门[1]则是紫禁城的门面，号称“皇城第一门”，因与明朝国号同名，又称“国门”。大学士解缙题门联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这处规制极高的城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内外相隔于此，俨然两个世界。
大明门采用单檐歇山顶结构，红墙黄瓦，凝重庄严。门阙三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门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镶嵌而成[2]。大门两旁有掖门，绕长庑，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长庑左、右有文、武楼，楼与庑相连。门前绕汉白玉石栏，左右有石狮及官员下马碑——至此处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
大明门正南侧有天街，是一块朝廷特设的商业区，四周围以木栏，呈方格棋盘状，故又称棋盘街[3]。街道旁店铺密布，“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时人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足见天街商贾荟萃，市井繁华。
明中央官署图
大明门东、西两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西面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
诸多衙门中，最令人畏惧的莫过于锦衣卫，几达闻名色变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锦衣卫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创的侍卫禁军，还因为它既不隶属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军都督府节制，是只听命于皇帝的侦缉机构，有权秘密监视朝中臣民的一举一动，且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
从职能上说，锦衣卫充当着皇帝的心腹鹰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4]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6]，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7]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8]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9]。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10]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11]，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于谦巡按山西、河南长达九年。巡按任上，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12]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两省因此大治。民间纷纷颂赞于谦，称他为“于龙图”。两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这“恩官”，即是指于谦。
于谦在巡抚任上时，有青年状告姊夫霸占田产。姊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又考虑到姊姊及姊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他的名字也远远避开。于谦率从人路过太行山时，为群盗持刀拦截。众人吓得不知所措时，于谦越众上前，厉声报出了自己名号。全副武装的盗贼亦久闻于谦清名，当即闻声而退，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从宣德到正统初年，明朝中央内阁的辅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身为元老大臣的三杨对于谦也相当敬重，因而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议，多被朝廷采纳。至于锦衣卫千户朱骥何以能成为这位名臣的爱婿，亦是锦衣卫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传奇故事——
朱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实面冷心热，其人从不多事、遇事不缩的性格在锦衣卫中十分讨喜。又因父亲朱护曾任锦衣卫长官，厚待下属，锦衣卫同僚多对年轻的朱骥照顾有加。
再说于谦。正统年间，大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文武百官投其所好，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方保无事。进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道：“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手帕、蘑菇、线香指进献的礼品，于谦不屑送礼，称自己唯有两袖清风，此即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诗成后，远近传诵。宦官王振听到后，心中牢牢记住了于谦这个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谦因接连平反数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权贵，为避祸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王振以为此于谦即“两袖清风”的于谦，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将于谦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处死刑。
山西、河南两地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纷纷赶到京师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又知道报复错了对象，此于谦非彼于谦，且手下人没有调查出他有什么把柄，只好将其释放。但为了面子，又寻小过将于谦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两地吏民很不满意，集合了一万多人联名进京上书，声势浩大。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终于迫使王振恢复了于谦官职。
于谦落难于锦衣卫诏狱的两个多月，朱骥暗中嘱托狱卒予以照顾，但于谦本人并不知情。锦衣卫指挥马顺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进来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会溜须拍马。他偶尔听到了真相，又恼恨朱骥生父朱护在锦衣卫中威名甚高，遂借故大肆打压朱骥，将其排挤出衙门，改去负责京城街道房[13]事务。
正统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抚于谦自裱褙胡同[14]家中正衣而出，准备上朝时，正好遇到身穿锦衣卫官服、佝背扫地的朱骥。不知什么原因，于谦对朱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好感，主动上前搭话，问了对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于谦幼女于璚英。于谦与结发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纳妾，是当世罕见的一夫一妻。夫妇二人膝下仅一子一女，长子名于冕，字景瞻，时年二十三岁，已与提刑按察使司[15]副使邵悰之女结婚。次女名璚英，意为冰清玉洁般纯美，时年十六岁，是于谦的掌上明珠。于谦为人秉直严肃，文章诗作述及儿子于冕时，均是勤于学业、砥砺名节之类的话语，然提到女儿于璚英时，则是脉脉温情，充溢着慈父关切之心，与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两人。
朱骥既知于谦视于璚英为珍宝，不知这位直名震动天下的朝廷重臣为何突然要将女儿下嫁给无权无势无钱无业的自己，呆呆愣了许久，才愧谢不敢。然于谦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当日到官署后便请兵部右侍郎吴宁出面提亲。朱骥惶然不敢拒绝，婚事由此而定。
于谦夫人董氏闻知后非常生气，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军耶？”
于谦也不与妻子争辩，只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当年，十六岁的于璚英下嫁朱骥。成亲当日，于璚英才认出新婚丈夫便是当年好心放自己入锦衣卫大狱探望父亲的武官，遂将此事告知了父母。于谦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释怀，自此视女婿为半子。
朱骥娶朝廷重臣爱女，成为轰动锦衣卫的大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党羽，将此事报告了王振。王振虽不解于谦为何要将爱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锦衣卫百户，但因于谦从未当众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当年蒙冤下狱之事，忽生出几分笼络之意，指令王林将朱骥破格提拔为千户。
朱骥毕竟年轻，颇为惶恐，忙赶去征求岳父意见。于谦却只是沉默不应，既不支持，亦不反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骥与妻子商议后，再三辞谢，然始终难成。兼之朱骥武功、骑射均佼佼出众，锦衣卫中也有许多人支持他，遂升迁为锦衣卫历史上最年轻的千户。
留在官署当值的朱骥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不断绞着双手，在堂中徘徊。忽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忙迎了出去，来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骥忙问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摇了摇头，又道：“琼娘说了，明日教坊司须得入宫表演，为太后贺寿，过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瞒不住了。”
朱骥想了想，招手叫进副千户白琦，客气地问道：“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暂代我值一会儿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骥初入行时带过他，算是半个师傅，然锦衣卫等级森严，对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师傅自居，忙躬身行礼道：“千户有令，下官自当遵从。”
看到白琦诚惶诚恐的样子，朱骥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大舒服，只是因为另有他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点了点头，道：“有劳。”将当值官员持有的钥匙和令牌一一交给了白琦，这才转身走了出去。
时值七月，夏季暑气余热未尽，再经明晃晃、火辣辣的日头一照，愈发令人感到闷热烦躁。
朱骥走出官署，一时难以决定该先往东还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挡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过来，问道：“千户是要自己去寻李小娘子吗？”
朱骥未及回答，便有人远远叫道：“朱千户！朱千户！”
尖呼声中，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直奔过来，却是国子监祭酒[16]李时勉的孙子李骥。
朱、李两家私交甚笃，朱骥忙迎上前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李骥顾不得满额汗水，只气喘吁吁地道：“朱千户……请你救救家祖……”
朱骥不解地问道：“李祭酒不是应邀随皇上去圆觉寺为太后祈福祝寿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骥哭丧着脸道：“家祖推谢未去……他在国子监中被……被人……”一语未毕，竟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朱骥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时勉出了大事，李骥才会如此失态，便低声吩咐了袁彬几句，命他尝试到某处寻人，自己则搀起李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国子监看看。”
刚走出棋盘街，便见到丘濬和林鹗联袂赶来。丘、林二人均是国子监监生，因参加上届会试未中而入学深造。丘濬与朱骥好友巡城御史[17]邢宥是同乡，同为广东琼州[18]人，因邢宥之故，丘濬与朱骥也甚是熟稔。
朱骥见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对方与李骥一样，同为李时勉而来，忙上前问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点点头，简短地道：“适才忽然有锦衣卫校尉赶来国子监，称李祭酒带头私伐树木破坏公物，将他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拿下，用大枷锁了，押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朱骥闻言极为愕然，道：“今日我当值锦衣卫官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从东郊赶来的，说是奉了皇帝诏令。”
一直抹泪不止的李骥忽愤然插口道：“什么皇帝诏令，还不是因为家祖得罪过那位王先生，他成心报复。”
“王先生”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他是有明以来地位最高、风头最劲的大宦官，称其权倾朝野毫不为过，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会遭到报复。前不久锦衣卫校尉王永心仅因匿名张榜揭发王振罪恶，便被极刑处死，家眷均受到牵累。锦衣卫大小官员也因管束下属不力而受到训斥，除了王振亲信指挥佥事王林及指挥马顺等人外，余人皆受到罚俸三月的处罚，也包括朱骥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