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样“吃喝玩乐”的理想，我无忧无虑地过到了第七年。可就是从这一年起，命运似乎开始妒忌我了，它用一场天灾让我拥有的一切幸福欢乐dàng然不存。
这年春末，临近草舍的河流上游有一个数百人的村落突发瘟疫，凶猛的疫情很快随流水蔓延到草舍附近。等到越州官吏闻讯前来救援时，村里的人口已死去了大半，而体质文弱的母亲亦不幸染病。
父亲将我隔离在草舍之外，自己则日夜不离地照料母亲，可天不容情，母亲一病不起，父亲也随即染疾下世。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快走远些，千万别过来”。
我就这样做梦似的一夕之间，骤失双亲。那天是开元五年的四月初八，父亲刚过而立，母亲未满四七。面对父母冰凉的尸身，我不知道怎么伤心，因为在我前十年的生涯里根本不存在“伤心”二字。
而后，在善心村民的帮助下，我为父母办妥了后事。我在草舍南面的山坡上造了坟茔，将他们合葬。便在下葬后的第二天，我所有的情绪才终于bào发，我跪在他们的墓前哭得站也站不起来，直至呕血昏厥。这是我平生首次体会到什么是伤心，也因此瞬间长大了许多。
一月之后，疫情消除，我也渐渐恢复了精神。我深深记得父亲那句不是遗言的遗言，所以决定为他们好好活着。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回长安寻亲。
父族中虽早无亲人，外祖也在几年前过世，但我记得母亲曾说过自己的娘家在大业坊，她还有一个异母庶弟名叫郑镒，便就是我的舅父了。
主意打定，远行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是前往京都长安，路途遥远，关卡甚多，未免被当做逃奴或是浮浪人，我先去越州官衙办了公验过所。过所到手之后，我留下一匹马，将家中其余值钱之物全部变卖，凑了几百钱川资便上路了。
因是毫无经验，这一路不知走错了多少次，待我历尽艰辛终于抵达长安之时，已是开元六年的春天了。那几百钱的川费早已花完，连马都卖了，衣衫褴褛，徒步而行，我落魄得连乞丐都不如。
然虽则如此，我也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很快就找到了舅父郑镒。他是一个仪容俊秀，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一见甚觉面目可亲。
可这般兴奋之情并未持续多久，我就被这位面目可亲的舅父赶出了府门。他不肯认我，也听不进任何解释，还说我的公验过所是伪造的，而我虽然气愤，倒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证明。
唯一的希望破灭了，我开始在长安城漂泊。我找回过升平坊的旧家门，但那里早已是别人的家宅，于是辗转多日之后，我在东市的云来酒肆寻到了一份粗使的活计，聊以为生。
从那时起，我改扮了男装，涂改了过所上的姓名男女，自称越人赵逸卿。
第2章 早岁那知世事艰（二）
也许是因为那十年里养成了任诞通脱的xing格，我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难过，反而很快就适应了酒肆杂役的生活。我还会常常思念早逝的父母，但酸楚总会很快转化为勇气。
那曾经个在山林间上蹿下跳的野小子就这样又回来了。
虽说是粗使杂役，但我的日子过得并不糟糕。长安城太大了，人口也极多，而这般教坊酒肆一类的场所，各色人等更是混杂。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觉得有趣极了，便喜欢在干活的闲暇坐在门口观察来往的客人。如此时日一长，一位客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穿了什么衣料，是何等身份，我都能辨个八九不离十。
有一天，酒肆里忽然来了两个说着日本语的青年后生，因长安城的外国人遍地都是，日本人的外貌又与唐人无差，原也不算稀奇，但这二人皆穿着同样的乌青圆领服，行止气度格外清拔，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店主亲自上前接待，但因语言有碍，显得非常为难，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