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候，Tomi走进来，他问，怎么了？我说，钱包不见了。他帮我付了钱，我们一路摸索回去，一路找一路问，无果，我坐在路边的树墩上放声大哭。Tomi说，丢了就是丢了，还好不太多，就当买个教训，以后长个心眼儿。然后，他将卖画剩下的钱全都掏给了我。我攥在手里数了一遍又一遍。
“还有40克朗呢？”
“刚才喝了。”
那一刻，我觉得Tomi简直是这世界上最Man、最善良的人了！
既然没钱，就与新房无缘。这是整个世界的法则—No Money，No Honey！Tomi倒没觉察到什么，他与厨子男友爱得如火如荼。那时候，我已经适应了欧洲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生活。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自娱自乐自慰自作。
生日那天，Tomi送我一张他的自画像，还将一支价格高昂的粉红小棒棒塞到我的手上。我死活不要，他却劝我说：“这个跟牙刷一样哦，刷刷心理更健康哟！”妈呀，难道我已经窘迫到要一个“取向不明星人”来同情我的精神生活了么？
认识鲁道夫，是因为Tomi朋友组织的一次聚会。刚才走到酒吧门口，我就听到有人高声喊着：“啊—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售票处！天安门！啊—我爱中国！”
与此同时，一个脑袋和肚子一样圆滚滚的洋人向着我阔步走来。
Tomi突然跳到我面前，将双手从胸口一字划开：“Surprise,小蜜蜂！他是我的朋友鲁道夫，孔子学院的学生，会中文哦！”
经过一晚上的摸来摸去、暧昧不清，我俩的关系算是草草确定下来。最先是Tomi在Facebook上发了消息：“我们家的小蜜蜂恋爱了！”
鲁道夫是个建筑大师，睿智、肃穆。他有自己的公寓，在近郊。房子本是买来跟未婚妻结婚用的，结果盼得苦尽甘来日，未婚妻却没挣扎过最后一刻，和上司远走他乡了。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得不算舒坦。鲁道夫邀我吃饭、散步、看电影，我偶尔去他那里住。可他不会像Tomi那样帮我挤牙膏，不会声情并茂地陪我说话，也不会穿着睡衣给我送自调鸡尾酒。
而令我高兴的是，我俩的沟通方式是国际化的：捷语说不通说中文，中文说不通就换英文，要是英文再不行就比手势，再不济，就将几种方式混合在一起。
我和鲁道夫之间始终维持着相当融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温柔他谦和，而是沟通障碍所迫，骂人的词儿掌握太少。有时候他生气，声情并茂连爆一串儿，末了，我满脸无辜地问句：“What？”他的火气立马烟消云散，自言自语几句也就过去了。
有的时候我们各执一词，驴同马讲，吵到最后无法收场，二话不说直接上床。再后来我俩也懒得瞎比画了，无民族无国界，一炮泯恩仇永远是缓和男女关系的制胜法宝。
不是涉及不到原则性问题，只因为说不清楚干脆避开。当然，我们也有因日常琐碎擦枪走火的时候。比如有天早上他起迟了，为赶时间，一边刷牙一边跟我说：“亲爱的，难道你不能帮我拿一下剃须刀么？”
我说：“不，我能。”
“What？”
难道是：“能，我不？”
“What？”
或者是：“不，我能？”
我在这边歪着脑袋掰扯语法，他却忍无可忍从盥洗室冲了出来，一把将我推开。他的凶猛是情有可原的，住家那一站每隔二十分钟来一趟车，毫无疑问，那天他迟到了。
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到后来也就见怪不怪。当我俩沟通不畅的时候，他便很自觉地退避三舍。我也不多问，干脆闭嘴。当然，这得分情况，有时候，我也会直接扑上去缠住他一阵狂吻。
有一次，鲁道夫完成了一个大项目，说吃顿好的做庆祝。他自己备菜备料，同时递给我一张写了单词的小纸条要我去楼下小超市买黄油。
我进了超市，妈呀架子上满满当当全都是黄油，各种牌子，各种品种。我挑了一块儿尺寸里最胖的，价格里最瘦的拿上楼，兴致勃勃地拿给鲁道夫，他惊呼一声，差点儿背过气去—好吧，那是块儿猪油。
于是，那天我们吃了廉价猪油炖昂贵鳕鱼，伴着煮土豆，我觉得再多吃一块儿，我俩差不多要腻到地老天荒了！
没过一会儿，鲁道夫将甜品端出来—左一个右一个，拼凑着看，正好一对儿咪咪盘中坐。
饭后，我将锅碗瓢盆放进洗碗机，鲁道夫一边刮我的鼻子一边夸我“小笨蛋”，夸着夸着，我们就抱在一起了；抱着抱着，我们就亲上了。
我和鲁道夫越爱越深，对彼此的好奇促使这段爱情神速发展着，我的旅游签眼看着就要过期，他甚至承诺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办理手续，娶我进门，定不会放马南山。
然而，就在我要搬去与鲁道夫一起住的时候，剧情发生了反转。
有一天，我在市中心星巴克买咖啡，猛地被人从背后拽住。我以为自己被劫持，差点放声大叫！与此同时，对方会摆出副无比狰狞的面孔：“你叫啊，叫啊，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想着想着，我一记右勾拳糊到了对方的脸上。他的眼镜随之滑落，并且毫无意外地，被我没落稳的左脚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