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如此想象，或许只要能练就这套不动声色的隐忍功夫，也许，往后的人生就可以不至于太过悲惨。
我知道，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逢场作戏后一开学大家的鸟兽散，而是与姚在一起，这多出来的一个夏天，将成为另一场徒劳的乱梦。
秘密有时比欲望更不安分。欲望需要对象，但秘密却像一个孤独的游击队员流落丛林，在茫然的思绪里漫窜。
与他俩的互动，像是从某个陌生人的生命中借来的一段交集似的，因为不像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不得不随时小心避免损坏，难免就会流露出了一种不自觉的、刻意的殷勤。
怕阿崇看出自己的心事，我格外注意不要冷落了他，没事便把话题拉回我们高三的时候。高三的时候姚不在我的生活里。高三的时候姚曾经是过去式。现在洗牌重来。曾经姚的那种鲁莽中透露着孩子气的阳刚，如今被包藏在一副寡言沉稳的代联会主席身份之下，谁不当姚是个有为青年？
谁会相信姚曾在我的耳际狎吟着，我马子都不肯帮我吹……那个吊儿郎当的愣小子，曾经让人猜不透也放不下的姚，究竟哪里去了？
一度我有意回避他们的邀约，想要慢慢淡出这样的自寻烦恼。拒绝几次以后，姚与阿崇开始直接到我驻唱的餐厅来找我。说是专门来捧我的场，但我直觉，应该是有些什么我并不知情的状况正在变化中。
虽说暑假里大家都是在无事晃荡，但那两人也未免太闲。阿崇家境优渥也就罢了，但姚瑞峰家在中部，印象中他模糊提过，父亲年纪很大，抗战“剿匪”一生戎马，最后不过干到少校退伍。暑假里他不用回家看看父母吗？
也没听姚提起是否有在打工，校外租屋生活费也是不小的开销，还要频频来民歌餐厅消费，看遍首轮新片，没事泡咖啡馆吃消夜跳个舞打个小麻将，而且继阿崇后也骚包地在腰间挂上了一只 BB Call，这些照理不是一个只身北上的大学生负担得起的。难不成都是阿崇帮他买单的？
每晚的演出原本是我遁回自我小世界的独享时光，他们的出现并没让我感受到惊喜或虚荣，反倒更加深了我的不自在感。与姚佯作无事，称兄道弟的已经够磨人，我愈来愈感到自己在这三人行中的格格不入。
或是说，动辄得咎。
例如，当我无意间聊到，姚的吉他其实也弹得很好呢，阿崇竟显得非常吃惊，仿佛那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一直追问我为什么会知道。“你听过他弹吗？”他的语气从意外变成怀疑，好像那是我编造出来的。
“当然听过，我干吗骗你啊？”
我不能说出全部实情。在记忆中，几乎已认定在那个黄昏的教室里，姚以一段吉他独奏对我试探性地撩拨，是不能公开的秘密。
阿崇不死心要姚露一手，姚却坚称自己都只是随便玩玩，好几年都没碰了，并不如我帮他宣传的有上台表演的水准。我不知道姚为什么要否认。又例如，姚会刻意提及高一的时候我总把笔记借给他，甚至夸张到出现“考试的时候若不是小锺罩我，我大概又要留级一年”这种说法。
换我不知道该否认还是附和。我并不喜欢被说成爱作弊的学生，不管是罩人还是被罩。就算要更正这种小事，有时也可能扯上并不想让旁人知道的事实做佐证，只好任他这样形容他与我的交情，放弃了反驳。
我相信姚不是记错，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那种默契。我会罩他。
秘密从不会安分地与灵魂共存，它永远在伺机何时灵魂的破绽出现，打算裂帛毁身而出。唯一仅有可用来驯诱秘密这只凶残怪兽的武器，只有谎言了。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开始学习摸索着锋锐的锯齿底线边缘，看顾着彼此，谁也不可以被割出流血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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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 文化在一九八?年代的台北，仍是带着遥远的越战遗绪，主要林立于中山北路双城街一带。师大公馆那附近的几家相对就因陋就简居多，躲在一些不起眼的旧楼上。离开了位在西门町的民歌餐厅，吃过消夜，通常阿崇会开车先送姚回汀州路上的学生套房，再开往新店，在我家巷口把我放下。
但是那天晚上放下姚之后，阿崇突然提议要去师大那边的小 PUB 喝杯酒。
在此之前，我从未涉足过任何酒场，顶多去了林森北路的地下舞厅灌过几回啤酒。阿崇熟门熟路地领我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坐进了满墙除了几张西片海报外别无装潢的小酒馆，为我点了生平的第一杯调酒“螺丝起子”。
店内客人不多，一台 LP 唱盘音响放的是当年夏季红遍大街小巷的那首《女孩只想玩乐》（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早已习惯的三人行突然只剩我俩，一切仿佛退回了高中生故作成熟的原点。听着辛迪尖着嗓欢唱着喔喔喔女孩们只想要玩乐喔喔喔，酒精慢慢开始发挥功效。有时光看着阿崇嘴巴一开一阖，不明白他在说啥我就傻笑混过。那到底这些女孩想要怎么取乐呢？男孩们又去哪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