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才终于理解到，自己对所谓“第一次”的疑问究竟是什么。
别人说起第一次时，多数只是在陈述另一个男体所带来的性刺激，而我，却总在回想是在哪一次之后，让我确定了，不会后悔，自己喜欢男人，并且接受了这就是我从今尔后的人生？自己到底有没有过，那种的，第一次？
说不出具体原因，一直觉得后来感情的不顺利，跟自己竟然搞出了好几个第一次的版本有关。
事实上，那几个轮流的说法并没有造假，每个版本都确有其事，就算稍有加油添醋，也仍都记载了生命中的某种觉醒，或者，断裂。
只因为舍不得那几段记忆所留给我的一种气氛，每一则都想给予它们“第一次”的记号。
矛盾的是，那几个这辈子大概不可能再见面的人，把他们当“第一次”来说未免太讽刺，跟他们其实都只有唯一的，和最后的一次。
如此仓皇，也如此嬉闹地过完了青春，三十四十也晃眼即逝。如今已五十许的我，格外地怀念起曾经苦思着“男人与男人间要怎样才算发生过了？”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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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终于懂得，每个人如何存活都是取决于他／她记忆的方式。
没有客观公正的记忆这回事，所有的记忆都是偏见，都是为了自己的存活而重组过的经验。
据说鱼的记忆异常短暂，大象的记忆非常惊人。
我不知道这是如何测量出的结果。它们并没有语言可以用来诉说、告白，或是写回忆录。也许它们都只是借着表现出或长或短的记忆，作为一种防身的保护色也未可知。
至少我确定，人类是非常懂得这种伎俩的。
我会说，记忆就像是在我们经验的表面形成的一层皮肤。
经验是血肉，太过赤裸与野蛮。但记忆却是如此柔软轻透的东西，有着适当的温度与湿度，并从细小的毛孔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的体味。
有时我会想到莱妮芮芬史达尔（Leni Riefenstahl），那个曾为希特勒所赏识，拍摄过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这部影史上经典纪录片的女导演。
在德国战败后她始终不改口，坚称在二战期间，她对于希特勒进行中的犹太大屠杀并不知情。世人无法接受她的说法，他们谴责她的恶意与冷血，并将她的经典作品挞伐成政治宣传工具。即使，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将她视为战犯定罪，她却永远活在了历史的公审中。
某种程度而言，我可以理解女导演为何坚持自己的不知情。不是为她辩护，比较更像是终于能够了解，明明公开道歉就能息众怒的事，为何她反把自己丢进了挞伐的火焰？
热烈地投身导演工作，对此以外的事物，不管是太平盛世或血腥统治，她可能都毫无兴趣，亦不曾费心去了解。暴君的崛起与莱妮才华的萌芽，也许是因果，也许只是巧合。她不巧就生错了年代。在她转动的胶卷上，他人的命运不过是镜头无法捕捉的雪花与流云，落地即融，遇风则散。她剪接着自己拍摄的毛片，再也想不起除了她的电影外，那些年里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事。
如果能够记得的是青春、才华洋溢、与电影热恋的自己就好，为何一定要让所谓的事实，关于死亡、疯狂与毁灭的油墨溅满回忆？
我想，这是女导演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矢口否认，未必是睁眼说谎，可能她只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许我们也都做过与她相同的事而不自知。
而又我究竟记得什么？
蠢蠢欲动的一九九?年代，不管是精神的肉体的物质的还是情感的，所有不可告人与难以负荷的悲愤，都即将寻着了社会转折的裂缝后一次溃堤喷涌尽出，无远弗届漫窜而不知所终。
那种气味像硫磺，又像烧干的汤锅，一阵一阵地冒烟。
一九九?年代，关于这座岛的很多谎言都将被毁灭。“立法院”里不甚安宁，校园中言论对立的社团冲突渐渐浮上台面。时代的变动，不过是旧的谎言被揭穿，新的谎言立刻补位。总有太多不擅说谎的人，在这样的落差中一跤滑倒，而从此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
野心者都已看到他们可以争取的舞台。他们看到从前紧拴住整个社会的螺丝已开始松弛腐锈，大好时机已为所有想翻身者打开了大门，受害者的光荣标签几乎来不及分发。我却无从感受到那种期待的喜悦。
关于这些可写入历史的事件，我一概不记得详细的来龙去脉了。我想，我患了一种跟莱妮芮芬史达尔相同的失忆症。因为这是一个尽管可以把错误推给历史共业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助长过某桩不公义的犯行，所以承认自己是不知情的共犯，或许才是人性化的表现。
大历史从来都只是少数人的剧码，如连续剧一样演完一档换下一档。就算发生了战乱，家破人亡，活下来的人不过同虫蚁一堆，惊吓之中蠕动四散，继续开始觅食筑窝，并且不忘交配，努力繁衍。
时代无论再怎样地天翻地覆，我仍只能像夏末之蝉一般，紧紧攀住我的栖木，唱着属于我的记忆。
莱妮芮芬史达尔记得的是她的电影，那是当她走到了人生尽头，当一切脱落腐朽后，还能够剩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