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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有怎样的新奇或悲惨等着我,可有一首歌把这一年唱得很好,“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而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对夫妻,他们根本养不起我,苦苦坚持了两年,终于决定把我送给了一个算命先生,娶不到老婆的穷算命老先生,或许在那一刻,我的命运被注定了,或者被命运玩弄……
    这是中国号称中国西南重镇的重庆,它曾有无比风光的历史,古代叫过一个名字巴,与四川的蜀,常常被一起称之为巴蜀。
    自刘备在白帝城托孤开始,古老的巴国变得越来越耀眼,一直到近代成为祖国西南耀眼的明星,大家叫它山城、雾都,老一辈人说重庆是九江合一江,多条大江汇聚到长江,涛涛长江从这里穿过,奔向东方。如此的大气磅礴,如此的明媚辉煌,可是我要很多年后才能熟悉它,我确实出生在重庆,可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重庆的边陲小镇,边陲小镇的农村。
    山丘连着山丘,没有波澜壮阔的动容心魄,没有惊天动地的神秘传说,也没有激情澎湃的大江奔流;这是一块千万年平和的土地,如隐士般在中华五千年血雨腥风里安静从容,不曾驾驭乾坤名动天下,不曾达官显贵荣耀丘田;像随季节绽放的花、闻春风而发的草,在流年飞逝中千遍一律。是的,如此平凡的农村,平凡得在地图上找不到村庄的名字。
    “算命吗?”我的养父站在街头巷口这样喊,或者是问,或者是等,这是他唯一掌握的一门谋生技能。
    “算命吗?”多年以后,我也这样问,但我不喊,喊着算命太掉身价,但我会小声的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唯一的谋生技能。
    又过了些年,养父的优良传统“算命吗?”,这句问候被我抛弃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孝,或者是不该忘记、甚至抛弃上一辈的“优良传统”。只因这时候,都是别人求着我:“有空吗?”而我会因上一辈的烙印,回答:“算命啊。”
    变了一个字,语调也变了,我的命运也仿佛彻底变好了。而这个时候,我的养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然,他可以看到他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准不准,当然,我的命运太过复杂,很难界定养父给我这个儿子算的命是否准确。
    一九七九年,是一个极好的年头,我的祖国正在迈开大步向前走,好像所有的不幸与苦难都已结束,除了我的,因为我的苦难这时候才开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神州大地”,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形容这一年的,
    那时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是不懂春风,也是不懂什么叫神州大地,可以肯定的是,我确实是春天来到这个世界的,算是春风吹来的吧,但春天很短暂。
    春天当然自古以来没有变过长短,在这个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得特别艳丽,而直到我长大以后,还能听见油菜地里的那些浪漫故事,对于穷山沟,那些事情确实是最浪漫的事了,只是那些浪漫的事被别人说起时,是当笑话,当娱乐话题的。
    春天,麦苗也特别的绿,长得像不成熟的韭菜,既不能包饺子填饱肚子,也没法成为浪漫爱情故事的孕育地,实在长得太矮了。麦地里会有人弯着腰在拔草,一直有人弯着腰拔杂草,那拔草的身影中就有我的母亲,甚至我在她肚子里闹腾时,她还弯着腰在拔草。
    小时候的我常常想:“有那么多草需要拔吗?”难道不是因为想偷偷看隔壁地里摇动的油菜花?两块地里种的庄稼不同,能看到的却不只是庄稼不同,地里发生的故事也不同。而我以为,麦地是没有灵魂的,因为从来都没有浪漫故事发生在麦地里,就算是麦苗长高了,长成熟了,也不可能发生,因为麦穗像刺猬,谁也受不了。
    油菜地就不一样了,从远处看,金黄黄的一片,像金子铺在大地上,金光闪闪。走近看,油菜梗光滑细腻,油菜叶一尘不染,油菜花芳香扑鼻,最主要的是油菜身材高挑而曼妙,能够隐藏很多私会的身影。记得小时候读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句时,我总觉得写得不够真实,不应该是“人约油菜地”吗?
    所以,油菜地是有丰富的灵魂的,不知道油菜地会不会看不起麦地,因为麦地里什么故事也没有,就像小时候村里孩子看不起我一样,我也像麦苗一样矮,因为矮,还带着麦穗一样的刺,总是让人不舒服。
    直到我降生到这个世界,麦地才有了像样的故事,麦子地里生孩子当然是值得传扬的故事。
    这是农村里春天的故事,而我也正好赶在春天的故事里降生。
    我的养父常常埋怨:“小子,你的命不好算呐,你妈都没有记清楚你的具体时间。”
    是的,我来到这个世界,只能确定年、月、日,没法确定时辰,那时贫穷的山沟里还很少见到手表,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证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具体时间,为此,我常常忧虑,忧虑走进地狱那一天时,怎样回答自己去到世间最详细的起点;天堂?我想天堂我可能是去不了啦,因为我是个算命的,因为算命要说很多谎话,说了那么多谎话,还能进天堂吗?
    后来我为了给自己算命精确一些,我去问了我的母亲,试图推算出具体时间。为了我的母亲不厌烦,去问她时,我会卖上两斤肉,这样,我的母亲愿意坐下来给我讲那些本以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母亲在给我讲的时候,她会不停的去看挂在凹凸不平的石头墙上的肉,害怕我反悔似的,所以,母亲讲我的出生时,讲得特别详细,她可能觉得讲详细一些,我不好意思再把肉拿回去,虽然我早已申明那块肉是给她的。
    母亲会从怀我的时候讲起:“唉!养不活,养不活还非得要,没办法,他不愿意结扎。”这好像是我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最充足的理由。
    我会问:“不是那时计划生育搞得很严吗?”
    “是啊,很严啊,所以,家里的粮食、猪,都因为生你而被弄完了,跟抢人似的,却又不抢人,把你抢了去多好啊?也不会把你送给那个瞎子养,他们就抢猪、抢粮食。”
    作为长在新中国,肩上曾围过红领巾的我,会纠正:“那不是抢,是抵罚款,违反了,不就是要受罚吗?”
    母亲不会与我争辩,她认定那是抢,我也没法跟她争辩,因为我只想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时间。但是母亲的言语间,好像是我把家里的粮食和猪,这两样最宝贵的财产弄走了,因为她觉得,没有我的到来,那些抢粮抢猪的人也不会到来。
    我知道粮食和猪对于那样的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我已经长大了,没法关心那些岁月的无情,甚至也没有对那时候曾满脸泪水,看着唯一的生命依靠被抢走的母亲做一丝安慰,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要为此而报仇吗?我想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时间。
    母亲一番泪眼婆娑,一场无可奈何的哀叹,我必须忍受,必定是我想知道出生的具体时间,让她重新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或许母亲想让我知道她的艰难和伟大,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还给了我生命,我不能对生活有一丝一毫的怨恨,而我并没有,我在等着讲最重要的片段,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就像要为一个伟大的人做传,必需庄重的记下不知道准不准确的事迹。
    终于该说生我的那天了,母亲抬头看看老屋檐,目光最后还是落在斑驳的地上,目光落下时,划过那块二斤的肉。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醒了,说是我闹醒的,我不太相信我能起得那么早,因为我几乎是睡到太阳晒屁股,都还不愿意起床那种人。
    低矮黑暗的屋里,还没透出一丝光亮,想点上油灯,又想着煤油不多了,要在最需要的时候用。父亲已经早早上山去了,上山干什么母亲没有说,应该是干农活,那么早的时候,虽然天空可能还只是鱼肚白,也只能是干农活,那么早,油菜地里应该露水还很重,虽是暮春时节,被那么重的露水弄湿了,肯定也很冷,所以那么早不会发生什么爱情故事,我在笔记本把“油菜”两个字叉掉,重新写上:生我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醒来,父亲已经上山干农活去了。
    怀孕的人饿得特别快,母亲醒来以后,也想吃点东西,因没有点煤油灯,只能蹑手蹑脚如小偷一般摸到厨房去,凭着不能挡风遮雨的厨房的味道,判断出灶堂里还没有生火,吃的肯定就没有。家里有唯一可以马上放心吃进嘴里的东西,要么喝一瓢缸里的井水,要么是吃一根生红薯,母亲说她摸了一根生红薯吃。我觉得母亲肯定隐瞒了喝缸里的水这一细节,必定是我出生这一天母亲的行动,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怀胎快要生育的人,根据那些简单神奇的生理卫生课上的知识,怀胎已经十月的人,睡一夜刚起来时一定口渴,口渴便要喝东西,唯一能喝的只有缸里的水,母亲听完我的分析,没有争辩,点点头:“那应该是喝了。”
    这就对了,看在二斤肉的份上,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上厕所肯定是必要的,这无需记录,然后,母亲小心翼翼划燃了珍贵的火柴,精确无误的点燃了一把干草,扔进灶堂里。随便说一下,灶是长条石加上不规则石头磊起来的那种,比现在野炊搭的灶专业不了许多,这样的灶不具有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却能煮东西,就是这么神奇,但是需要人弯腰,撅起嘴,对着灶堂里不断的吹气,火才真正的燃得起来,母亲也是这样做的。
    我想,如果那时候我真已经在她肚子里醒了,她压低腰往灶堂里吹气时,会不会造成我的压迫感,这没法给母亲分析,非要这么详细,她可能会把二斤肉取下来,然后如驱赶野狗一样赶走我。
    点燃火,就有光了,在锅没有被烧烂以前,快速的勺两瓢水进锅里,二两米,一小竹筒就是二两米,早已测量好的工具。还要往锅里放五斤父亲上山前洗好的红薯,一起倒进锅里,只要坚持灶堂的火不熄灭,要不了多久,就能吃上每天三餐都一样的饭:红薯稀饭。这样挺好,不用思考早饭、午饭、晚饭该煮什么,只要每次一样就好,不过,想不一样也没有下锅的材料。
    讲到这里,我打断了母亲,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故事主体虽然是说待产的孕妇,但周边的影像也不能小觑,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呢?他们此刻在干嘛呢?
    姐姐最大,起来了,也有些饿,她无论是想喝一瓢缸里的水,还是吃一个生红薯,这都是不被允许的。生水喝了拉肚子,拉肚子要吃药看医生,看医生是需要钱的,家里没钱,所以,不能喝生水。吃生红薯也是不允许的,红薯是家里共同财产,怎么能私自吃呢?母亲吃不一样,那是孕妇的特权,姐姐才六七岁,不可能怀孕,当然就没有单独吃生红薯的特权。
    所以,姐姐便到灶堂前去烧火。
    而我那两个一岁半的二哥,和三岁的大哥,他们此刻孩子床上,为避免“天亮了撒泡尿在床上”,母亲要去借着黎明前的一丝光亮把尿,虽然挺着大肚子蛮艰难的,但总比尿湿了床要晒稻草好一点。
    床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一张竹编的席子,竹编的席子没法兜住尿,尿会打湿竹席下的稻草,稻草湿了会发霉,必须要弄出去晒,还得刚好有天气才行,这个过程肯定比把尿更复杂而艰难。把尿方便多了,尿地上就行,地是泥巴地,大地具有很好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小孩子的尿不算难消化。农村里说童子尿能治病,这几乎是浪费珍贵药材的行为,但母亲顾不了这么多。
    也有把尿不及时的时候,那就得晒稻草,免不了先听见打孩子的声音,紧接着是孩子的哭声,然后是母亲或者父亲抱着稻草往外走的埋怨声,就像交响乐,从序曲到高潮,必需有严格的递进关系,养成比较严谨而熟悉的流程。
    把完大哥、二哥的尿,天已微微亮起来,屋里就能看得见了,而不需要点油灯。这是一种极其讲究的建筑,乱石头砌的墙上总是会有窟窿,这些窟窿既透气,还透光,要想节约环保,这样的建筑方式和风格是必须要坚守的。
    屋里有光了,母亲便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有刚才那瓢井水,和孕妇特权才能吃的生红薯垫底,人显得非常精神,做起事来也呼呼生风。首先要砍猪草,就是把那些杂七杂八的植物砍断,再砍一些珍贵的红薯,放进一口大铁锅里,煮烂以后,就能解决猪的早餐问题,猪才能给家里增加财富,所以这是每天都要做的,如果不做,那就是跟钱过不去,跟钱过不去,人就活不下去。
    但是,情况来了,这很重要,一个马上就要生孩子的母亲,挺着那么大肚子,要端起五六十斤重的猪食,这会不会不太可能,或者说会不会造成对孕妇或者未出生孩子的伤害?我的这次分析,母亲没有理会,说道:“我不端谁端?不吃饭吗?猪不用喂吗?”
    我仔细想了想,看来这次分析是杞人忧天了,从她坚定的连续反问方式,母亲确实做了那些事情,而且没有发生危险,母亲以后的病痛,和我的性格养成等等,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我没有考证过,必定我还得先考证我出生的具体时间。
    做完这些,父亲抗着锄头从山坡上回来了,身上虽然有被露水打湿,但一定没有钻进过油菜地,因为那样的话会湿透的,而且锄头上有新鲜的泥巴,味道也是新鲜的,以此证明他锄过地。
    吃早餐,这是一天必须要做的,大瓦缸里泡着几十斤萝卜,这样大瓦缸有两三个,尽管如此的多,但萝卜还得精打细算,按人头分。咬一点,让嘴里有味道,然后大口的喝稀饭,不用质疑,肯定不是吃稀饭,是喝稀饭,所以吃早餐是呼呼的声响。
    孩子不用喂,最小一岁半的二哥,生存欲望已经极其强烈,如果不用力喝稀饭,恐怕是难以活下去的,比他大的孩子那就喝得更猛烈,必定稀饭不多,慢了可能只能吃半饱。从小培养竞争意识,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思想。
    喝稀饭时,孩子上身一般是穿了一件单衣服的,下身就没有任何遮挡了,也能便于撒尿,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不说这样的考虑很完美,既凉快,又不用使用尿不湿,最主要还能让主要部位没有约束,自由健康生长。长大以后,当我躺在温柔乡里的红绡帐底时,女人能够心满意足、瞠目结舌的称赞我,跟这毫无约束、健康自由的生长发育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般成长。
    吃完早饭,父亲扛着锄头上山,或者把缸里的水挑满再上山,尽管他老婆快要生了,他依然保持了自己辛勤劳动的固有节奏,这是一个有坚持的农民。他还是得上山,山上有做不完的农活,至于做什么,那就不细说了,有太多做的了,地里杂草得除吧?有的地也要挖啊,还得去田里呢,总之事情是做不完的。不能因为老婆快要生了,给自己找借口不上山,从这方面看,父亲算得上严于律己。
    大姐要去上小学,她肯定是吃完早餐就飞了,留下来可没好事情,两个弟弟就得烦死人,所以嘛,谁生的,就谁管。
    然后,母亲开始洗碗,喂猪,猪圈在几十米外,要提着或者端着几十斤猪食跑几趟,这种锻炼方式比健身房要有效很多。穿过高低不平的地面,准确无误把猪食倒进猪槽里,这一连贯而有极其讲究的锻炼过程,有健身房绝对达不到的效果,况且还不用花钱买月票、年票呐,每天必须要做,这是一种长年累月的锻炼,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祖国繁荣昌盛,孕妇怎么了?当然还是得做,尽管晚些时候,我就要出来了,依然无法阻止母亲每天固定不变的锻炼,这是穷人为了健康活着,而不得不坚持的信仰。
    人的早餐吃了,猪的早餐也吃了,母亲看似可以暂时修息一会儿,有没有暂时休息一会儿,母亲说是没有的,还有两个儿子需要管教,怎么管教呢?用竹编的围栏,把孩子围在堂屋里,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围在院坝里,就像关鸡鸭那样,因为孩子的高度和鸡鸭差不多,这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保护孩子是很重要的,祖国未来需要孩子去建设,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当然要围好,不然农村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断送了这未来。
    最小的也一岁多了,可以满地跑或者满地爬了,到这年纪,父母就默认孩子具备了基本的自我照料能力。当然,孩子也可以带到地里去,但孩子会危害到庄稼的安全,所以母亲选择用围栏关起来,自己上山去麦地里拔草。至于围栏里我的两个哥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只是得在围栏以内自由选择,哭,或者笑,爬、走、跑、跳,都没有限制,这个围栏还是蛮大的,也是尊重孩子意愿的围栏,是自由的摇篮,哦,自由的围栏。
    清晨的阳光洒满山岗,也照耀着每一块庄稼地,以及庄稼地里的每一个人,汗水滴进土地时,土地能感受到阳光的味道。
    这是一个特别的早晨,或者上午,因为具体时间还没确定好,只能这么说,而且我马上要来到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个早晨或者上午一定是特别的、美丽的,阳光一定是灿烂的,风一定是和煦的,天空一定是湛蓝的。
    母亲走进麦地里,开始弯腰拔杂草,杂草的生命力比麦苗强,怎么也拔不光,所以得天天拔。拔下来的草也不能浪费,有的能喂猪,余下的要背回去晒干做燃料,农村真是样样都是宝啊,没有什么是无用的。
    父亲应该也在不远处的地里,母亲说记不清楚了,这很可惜,在孕妇快要生产时,丈夫在哪里的问题被忽略了,让我的出生变得残缺,这可能就是我命运多舛的第一个原因。
    如果父亲在不远处的地里,有没有与挺着大肚子,埋头拔草的母亲聊几句呢?聊什么呢?聊的话题有助于胎教吗?这些都没有考证了。
    我想,我出生前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清晨(或者上午),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这个贫穷的小山坡,山坡上阶梯一般的地里是嫩绿的麦苗,也有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煦的春风在山坡上游荡。一位怀胎十月的母亲,在湛蓝的天空下,时而弯腰把头埋进地里,时而站起来抹一把脸上的辛勤汗水,她心情非常好,因为猪已经喂好了,两个儿子也用围栏围起来了。贫瘠得如残垣断壁的家没什么好呆的,还是在这充满希望的庄稼地里更有幸福感,这位母亲为了生活的希望,也可能是为了胎教,教育即将要出生的孩子学会勤劳,学会热爱土地。
    空气非常的新鲜,没有一点污染的味道,天空还应该有鸟儿在欢乐的歌唱,庄稼地外也应该是开满了各色野花,野花和油菜花地里,蝴蝶和蜜蜂应该是在翩翩起舞,也像勤劳的母亲一样勤劳,和煦的春风把母亲的汗水飘洒入土地,而母亲肚里的我正享受着这最后的胎教,我仿佛听见鸟儿欢乐的歌唱,也应该感受到了蜜蜂和蝴蝶的翩翩起舞,也感受到了明媚阳光的照耀,还有母亲幸福勤劳的笑脸,我必须得这样记录下来,必定是我自己要出生了。
    突然,母亲感觉到肚子痛,因为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了,加上生活对母亲严格的摧残和锻炼,生孩子这事算不得大事,甚至比不上卖肥猪时那样的让人觉得幸福。必定猪是卖钱,生下孩子来是花钱。
    母亲觉得我不太懂事,怎么能在劳作时乱动呢?可孩子在肚子里,还不能进行有效的打骂教育,只能坐在地里,休息一会儿,希望阵痛能快点结束,必定草还没拔完呢。
    可是,阵痛没有结束,而且越来越严重,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要生了,此时站起来是不行的了,虽然也听说有人站在地里,或者树下把孩子生下来了,但母亲没有站起来,已经生了几个的经验告诉她,站起来比坐在地里累。此刻,她强忍着剧痛,这剧痛应该与刽子手折磨英雄的先辈不相上下,甚至会更糟糕一些,母亲此刻应该想到了那些英雄的故事,因此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她威武不屈的展望四周庄稼地,激情高昂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
    呼喊声在山坡上盘旋,应该是和煦的春风把呼喊声传递到了丈夫的耳朵里,就是我父亲的耳朵里,他以矫健的步伐来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双手捧起孩子,孩子的脐带还连着母亲,此刻不知道有没有喊什么高大上的口号,母亲说不记得了,但是父亲手里的锄头对于脐带显得有些高射炮打蚊子,于是,跑回家里取来一把剪刀,几张破布,伴随着我的一声啼哭,山坡变得热闹很多了,洋溢着生命茁壮成长的气息,从此,麦子地里也有了故事。
    所以我的小名叫:麦子,麦子地里生的嘛。
    母亲说的后来怎么抱我回家,怎么清洗等等,我已经没有记录了,我在算我来到这个时间的精确时间,经过一番推算,我觉得,生我时应该是八点至九点之间,母亲没有反对,并且确认了:“应该是那个时候,因为你刚生下来,过来了一个邻村的人,我问了他几点了,他好像说八点,还是九点,反正差不多。”
    那就是确定在八点或者九点,这一个小时范围是我需要追寻一生的时间,那个过路的邻村人死得太早,没法问他了。据说在山上看见人生孩子不吉利,不知他的早死与这有没有关系,他要是还活着,如果可以告诉我出生的具体时间,我可以免费给他算一次,告诉了我这么重大的信息,我应该可以给他算精确一点,精确到什么时候死,这样便可以提前准备。
    暂时是没办法了,只能精确到这个时间,我收起笔记本,看来二斤猪肉没有白买,时间被缩小在一个范围,准确来说是辰时,虽然有可能过了九点,就是下一个时辰,我养父给我算命时,也是按辰时算的,早知这样,不用买二斤猪肉了。
    我买二斤猪肉,去找母亲打听我出生的准确时间时,我是因为刚刚跟养父学算命,那年我十二岁,首先对自己的命感到特别好奇,所以去打听时间,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命不是那么的好,会不会是时间记错了,要是记错了的话,我的命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时,那年我八岁,听见一个人骂我养父,在听到这骂声前,我还不知道他是养父,我一直以为他是母亲和父亲的双性合体,但是我叫他爸。
    为什么骂起来,多半是因为对算的命不满意,我这算命的爸不如后来的我,他怎么算的就怎么说,不像我知道看人下菜,有些话不能说,说了会遭骂。养父当着面被人骂还是极少见的,背后有多少人骂过这也无所谓。
    张寡妇是少有的算命算骂起来的,算命又不给钱,给几个鸡蛋,或者一筐红薯,或者什么也不给,但老是要找到家里来算命,主要是问她的白马王子什么时候上她的床,有时候也要求算算她还会有几个孩子。
    我养父当然是如实告诉她:“你的八字中印星官杀太重,地支伤官,宫遭三刑,嫁谁谁死,张幺妹,你还是别嫁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养父觊觎张寡妇,甚至他们在油菜花正艳时,也曾有过浪漫的时候。
    八岁的我已经很机灵了,听见那个妇女骂:“你这个瞎子五保户,活该断子绝孙。”当我听到句时,我是准备冲出去拼命的,我虽然小,但是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会断子绝孙呢?我不是爸的儿子吗?难道你这样骂,不是要咒我早死,长不大吗?
    好在瘦小苦干的我没有冲出去,要是真冲出去,可能真的把自己小命送了,只用透过门缝,我能看是张寡妇,我认得她,像头膘肥体壮的大肥猪,我怎么能是大肥猪的对手呢。她骂的其它的我记不住了,但是我听见她说:“你的儿子谁不知道是李文白家的老四,你也姓李,就能当是自己儿子吗?不要脸,狗日的李瞎子……”李瞎子也可能带着笑容回一句:“我日你……”
    我当时脑袋是嗡嗡的响,看着养父没有反对,一声不吭,我知道,张寡妇骂的可能是实情。别人骂他时,他从不反骂回去,因为他早把对方的命算过了,没有必要骂,什么时候死在那摆着呢。
    我亲生父亲李文白,我养父也姓李,大家叫他李瞎子,以至于忘记了他的全名,我知道,叫李阔。他并不全瞎,能看见一些,但出去算命时是装着全瞎的,我自小就牵着他到处走,他像真全瞎一样跟在我身后,回到家里时才会脱下这伪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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