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阔别十多年的高中老同学网上神侃，想起不少往事。
往事不堪回首啊！
谈到一些同学和老师。他们的身影在脑海中有的能闪现，有的已经模糊不清。名字和面容大多对不上号了。极力搜寻那些曾经熟习现在又陌生的面孔，能想起来的不多。老师里面能想起来的只有高中历史老师朱振荣。现在依然记得，他是唯一的一位找我谈过话的老师（班主任除外），他消瘦的面容，以及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一直深刻在我心里。
谈起高中的生活，那段记忆并不是快乐的，甚至有些痛苦。高中生活，虽说不上苦不堪言，但也不是很轻松，这种痛苦并不是来自课业负担有多重，而是当时的心里负担确实比较重。痛苦来自学习不得法，成绩不理想，心里的苦楚无法与别人沟通。朋友里面，多也是些“难友”——多是些处于边际的人——成绩虽不好，但还求上进，长时间用功却没有长进的难友。老师眼中只盯着优秀的，成绩突出的学生，当时感觉，老师的眼光总落不到自己的身上，现在想来当时那怕有那么一点关切的眼光，那怕是余光的扫射，或许也能感受到一些温暖。
之所以非常感激朱老师，是因为，他曾经关心过我，曾经和我谈过一次话，那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永生的感激。他没有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学生，他真诚的和我谈了一些，他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就像踢足球，为什么球员能踢的很熟练，是因为他们天天踢，学习也一样，慢慢来。”话语虽然很平淡，但在我身上却很有效用，给了我持续的激励，在谈话后的几次历史考试中，历史真的有了质的变化，答题点很准，即使简单几个字也能得到满分。朱老师还在试卷上朱批：“进步很快”。现在想起来，很感激他。他的话也影响了我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一直到现在他的话时常还会在我耳边响起。其实老师对学生关切的话不用多说，每个学生都能感觉的到，那怕只是个关切的眼神，学生都能感受的得到，都会感激。
当代作家梁晓声的命运，是因为一位教师的提携而改变的，1974年，他还是北大荒知青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被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这位教授当即乘火车到哈尔滨，又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到梁晓声所在的兵团，和他谈文学。回到学校后，这位教授向中文系力荐梁晓声。不久，梁晓声就收到了复旦的通知书，通知书上还写了一行字：不得转让。梁晓声带着通知书，走入了复旦大学，人生从此改写。我没有梁晓声的才能，也没有遇到类似那位教授的伯乐，但我从朱老师那里感受到了同样的关怀。以至于十几年来，一直清楚的记得他。
我的想法也许有些狭隘，但却是真实的。青春不在，回忆起学生时代，痛苦与快乐交织，那首校园的歌谣，欢快曲调之下，包含着酸楚的泪水。
现在自己也做老师，也教学生。且不说能力有多少，我唯一能做的，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学生，我不会去管他们原来怎么样，我一概不管，只要我上课，同样对待每一位同学。眼光没有着色，保持单一。我也不奢望别人的感恩，只要他们不讨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