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莫斯科。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父亲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我己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站斯库金斯卡亚站。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
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
有我说。
有几个？
我暗自思忖，我得告诉她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只有一个孩子，她一定不会让我进去。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既然如此，你们也不再需要第三个孩子了。好吧，听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的大脑也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好吧，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烦躁不安。
还有，你记住：如果你哭，我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不能抱他，也不能亲他，甚至不能距离他太近。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时候，我早已打定主意，绝不离开这里。假如我离开，那也一定是和他一起离开。我发誓！我走了进去，他们正坐在床上打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瓦斯亚！见到他们，我立刻冲着他大叫起来。
他转过身：
噢，好吧，我不玩了！没想到她竟然找到了这里！
出现在我眼前的他看上去十分滑稽。他一向都穿52号的衣服，但是此刻他身上却穿着一件48号的睡衣。袖子和裤子都短了一大截。不过，他的脸已经不肿了。面部表情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
我说：你打得怎么样啊？
他想冲上来拥抱我。
医生制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道，这里不准拥抱。
我们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听到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接着，所有人都从其他病房里赶了过来，所有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人都到齐了，总共28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城里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们，那些人已经开始疏散城里的居民，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撤离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伤员;在转移到莫斯科的伤者中，有两名女性;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核电站里值班。
噢，天啊！我的孩子们还在那里。他们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病房，去了隔壁的大厅。当他们离开后，我终于拥抱和亲吻了他，但是，他很快就闪到了一边。
不要坐得离我太近。你拿把椅子。
这样做太愚蠢了。我一边说，一边挡开了他递过来的椅子，你看到爆炸了吗？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们是第一批赶到事故现场的人。
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当时，人们都这样说，他们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他们被限令只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床上，不准站在走廊上，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指关节敲打墙面，嗒、嗒嗒，嗒嗒、嗒。医生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的耐受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核辐射后的反应都不一样。医生们甚至还测量了他们病房墙壁的辐射强度。所有的墙壁都接受了测量，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在内。原本住在他们楼上和楼下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病房。他们成为了那栋太楼里唯一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