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在上海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举行的一次宴会上，23岁的川岛芳子认识了37岁的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三个月后，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姘居。
田中隆吉将上司的指示传达给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听后立刻就说：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难的事。自从lsquo;满洲事变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急剧增加。从《民国日报》报道天皇被袭击事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情绪。
田中隆吉听了川岛芳子对时局的分析，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川岛芳子凝神思索了一下，又对田中隆吉说：我认为所谓挑起事端，莫过于制造中日双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几个人，效果就更好了。
田中隆吉笑着说：你说得对极了，我刚才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策划一个具体的方案。
川岛芳子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在三友实业公司认识一个叫吴平的人，这人有很强的反日倾向。这个三友实业公司是一个做毛巾的厂，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我们可以设法做吴平的工作，让他去纠集公司里面的工人去袭击日本人。
好，我想就设法让他们去袭击日本妙法寺的僧侣，你看怎么样？
行，正好妙法寺的僧侣们经常要从三友公司大门口走过。
田中隆吉说着就拿出1万元钱交给川岛芳子，说道：这1万元钱是活动经费，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功，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第二天，川岛芳子就到三友公司找到吴平，她告诉吴平说，前天她到妙法寺游玩时，遭到那些日本和尚的调戏，她要吴平找一些兄弟为她出这口气。
吴平早就被川岛芳子的容貌所倾倒，又听说她遭到日本人的欺侮，立刻毫不迟疑地答应帮忙。
川岛芳子从皮包中拿出5000元，告诉他说这是给他和工人弟兄们的酬金。
吴平看川岛芳子如此慷慨，更是觉得义无反顾。于是告别川岛芳子后，他立即去找手下工人商议袭击日本僧侣事宜。
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当5名日本僧侣像往常一样从三友实业公司门前走过时，忽然从大门里冲出20多个手拿棍棒的中国工人。吴平高声叫道：日本秃驴们，你们给我站住！你们侵占中国领土，调戏中国妇女，今天饶不了你们！说着指挥工人们向5个日本和尚冲过去。
日本僧侣在这次袭击中有3个人受了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于24日死亡。
事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了下列四项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
水上秀雄死亡的当天下午，川岛芳子又拿着田中隆吉交给她的一笔活动经费来到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青年同志会。她伪称被打死的水上秀雄是她的一个亲戚，请求这批日本青年为她复仇。于是30名青年同志会的会员组成了支那义勇军团。他们又请来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做指挥。经过周密布置之后，于24日夜对三友实业公司进行了袭击。
这30名日本青年手持日本刀冲进了三友公司的厂房，但三友公司上夜班的工人早有准备，双方一场恶战，互有死伤。然而，拥有上千名职工的三友公司厂房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日本人放火烧毁。
1月26日，川岛芳子又单身来到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临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汇报。
1月28日午后3时，也就是日本人限定答复期限的最后一天，吴铁城市长对村井仓松提出的四项要求予以认可。
此时，中日两国间的对立由这两起相互袭击事件而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也确实由中国东北移到了上海。
尽管中国方面对发生的事件已做了使日本方面满意的答复和处理，但早已蓄谋已久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28日夜给陆战队下达了命令，将军队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闸北。而中国驻扎在上海闸北区的，则是蔡廷锴率领的第19路军。日本军队的进攻遭到19路军的顽强抵抗。于是，在这里终于爆发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30日中午12点，刚刚起床的川岛芳子接到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的电话。植田中将知道川岛芳子认识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了搞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于是打来电话派芳子设法前去蔡廷锴那里摸底。川岛芳子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答应今天晚上就到蔡廷锴家去，并和植田谦吉中将约好，夜晚11点后在上海俱乐部见面，她将向他当面报告谈话结果。
30年代初，上海俱乐部是上流人士寻欢作乐的首选场所。每当夜色降临，上海俱乐部前就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轿车，上至政府要员，下到银行家、巨商，还有外国各领事馆的官员，都是这里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