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里希是不乏伪造文件的特殊才干的。1934年4月，他开始在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一个孤立的地窖中准备起必要的文件来。他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实验室，并由他个人亲自负责保密措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进行加工，在谈话纪录和来往通信中增添词句，补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后使这个案卷显得很充实。在任何国家把任何一个具有如此齐备罪证的将军送交军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国罪，那是完全能够令人信服的。
海德里希认真检查了他的专家们伪造文件的全部技术工作，结果他非常满意。但这仅仅是借刀的准备工作，关键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斯大林这把刀。就是说，要把这逼真的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还要不致引起斯大林的丝毫怀疑，才能达到杀人的目的。海德里希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大使马斯特内给他的总统贝奈斯拍去一份密码电报，说自己过去认识的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和他言谈中流露了这样的机密：德国人正在跟红军的某一个反斯大林的集团保持相互接触。贝奈斯得知这一情报后深感不安，因为捷苏关系是相互信任的，友谊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问题，苏联也是倾向捷一边的。一旦苏联站到希特勒一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妨碍希特勒去割占苏台德区了。有鉴于此，贝奈斯立即召见前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把马斯特内的这个情报转告给苏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贝奈斯口里得知这一情报后，急匆匆飞往莫斯科。海德里希就这样绕了个弯，情报到了斯大林手里。
为了增强布拉格效应，过了两三天，同样的情报内容也传到前苏联驻巴黎使馆的大使波将金那里，波将金随即给莫斯科电告了这份情报。
当同样的情报从捷克斯洛伐克、从法国飞到莫斯科后，海德里希便要借刀了。还是那个海德里希的亲信、党卫军旗队长贝伦茨又被派到布拉格，与贝奈斯的私人代表进行了接触，出示了一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文件。贝奈斯岂能怠慢，立即向斯大林作了通报。
没过多久，在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和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接触。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了他的杰作;两封逼真的信件，前苏联驻柏林使馆的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了要价，并告诉对方，一星期后，他们的全权代表会来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会见时，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部叶若夫的全权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价。为使莫斯科不致产生怀疑，海德里希下令开了一个300万卢布的漫天价。全权代表匆匆浏览了一下逼真的信件，点了点头，爽快付给对方300万卢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300万卢布同对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样，也是精心特制的。尽管如此，海德里希总算把刀借到手了，这刀也确实要杀人了。
当然，杀一个普通的人也许简单些，而要杀掉一个元帅、一个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战功赫赫、所向披靡、荣获列宁勋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帅，一个在军事理论研究中多有建树，对未来战争高瞻远瞩、满腹韬略的大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且看1937年5月11日;6月11日，即从贬谪;逮捕;审讯的几个片断：
;5月11日，当元帅被免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的决定下达后，不仅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人员，而且使全军感到震惊。他把这个决定看作是对他的侮辱。因为受到如此打击，他消瘦了下来，心里感到憋气，经常不断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终于，他坐下来写信，给伏罗希洛夫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要求彻底退役，要求复员
;元帅总算在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劝慰下平静了一些，愿去伏尔加军区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罗希洛夫，但伏氏没有单独接见他，莫斯科军区特工处处长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员办公室里。
元帅要去赴任了。伏罗希洛夫专门来元帅家，元帅不在。伏氏告诉元帅的妻子，建议她夜里把手枪和猎枪藏起来。临行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并把元帅的手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
5月28日，元帅要去车站。他穿好衣服，扎上皮带，带上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离开莫斯科，离开了家，抵达住所。两天后，元帅坐上一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司机开的车，去托茨兵营视察，行至途中，军区特工处处长开车赶来，通知元帅，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有令，急召元帅去莫斯科，并建议元帅改坐特工处的车，以便让司令部的车开到托茨兵营打个招呼，说元帅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视察。但是当司令部的车绕过特工处的车继续前行时，司令部的车上司机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处这辆车子里，肃反人员把元帅的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御掉了。就这样，元帅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