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四个月后，即在5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诉公开审理时，证人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只提供了很少的陈述，他们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讯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极不愿意出庭做证，她最终说出了这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事发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我为他们烧了晚饭。有这么多宪兵在镇上，因为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6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发生的当日，耶德瓦布内有这么多德国官兵。提供这个信息的人为他们做了一顿饭，因此她应该不会记错。
对于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态度的转变，我没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不论是1949年5月在沃姆扎的法庭上，还是四个月前在调查扣押期间，他们都只能听任安全警察的摆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对当局而言，此案并非一起重点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说的话会让自己的罪名坐实，也会牵连彼此。除此之外，在开庭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证人施压，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社会。
在德军占据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民族武装部队（National Armed Forces，简称NSZ）在这片区域内非常活跃，许多人在战后依然待在树林里。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场残酷的类内战（quasicivil war）在比亚韦斯托克省持续了数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内就被一支名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小时。7在官方宣布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和树林里的男孩们依然很惧怕这片区域的居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个小镇社区中地位较低的人，很可能被说服而去更改她的证词这份证词本来会牵涉镇中的大量居民。8舍此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姆扎安全部的检方对这起案子并不是很上心。
不过，不论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压，她在庭上的证词并非无人质疑。1949年8月9日，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对他先前在沃姆扎地方法庭的上诉做了一次补充陈述：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内宪兵队前哨站的前厨娘，做出声明说，在犹太大屠杀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和同等数量的宪兵在镇上，她还为他们做了晚饭。这份陈述是伪证，因为那天我就在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工作，我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我去了[当地一个贵族的]庄园里的工具棚好几次，我经过了他们召集犹太人的那个广场，在那儿也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另外，她说用一个小炉子为60人准备晚饭，这也很荒谬。
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之后，一些平民冲进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他们想要抓走三个正在劈木柴的犹太人，当时我正在维修一辆汽车。接着，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Adamy）走了出来说：难道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做你们想做的事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9
三年后，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中重新提起了这个片段;他后来把这部自传作为他上诉寻求豁免的一个附件，寄给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这一次，他可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里有很多附属建筑，如果有60个盖世太保和60个宪兵来到镇上参与屠杀，其中一些人必定会出现在院子里。接着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整部自传：屠杀发生的当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离前哨站约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饭时间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10我认为，一个寻求缓刑的囚犯不会仅仅为了得到波兰总理的同情，就将这些事情写进他的上诉书中。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指认德国人而非他的同胞杀害了犹太人，显然会更有效。
据我统计，本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共提到了92个参与了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带有家庭住址的）。也许并非全部人都该被贴上杀人犯的标签毕竟，在沃姆扎法庭上被起诉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后被宣判无罪。11很多当时在广场上看守犹太人的居民，可能只是站在那儿而已，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动。12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只是当时在场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犹太人周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个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adys?aw Miciura）陈述道，有很多人，不仅是耶德瓦布内的当地居民，还有从附近赶来的人。13劳丹斯基（父亲）告诉我们：许多在场者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一想起来就会告诉他们。14劳丹斯基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天非常活跃。犹太人被成群赶往谷仓（他们之后在那里被烧为灰烬）时，参与犯罪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正如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们把他们赶向谷仓时，我都看不清路了，因为周围全是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