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实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汉初犹沿用之。其时情伪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于用，递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芜秽，又伤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世论者，多以删定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陈群等为之，制新律十八篇，晋文帝秉政，又命贾充等改定，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班行之。其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矣。律既定，明法掾张裴（《齐书》、《隋志》皆作斐。）为注表上之。其要，见于《晋书·刑法志》。其说绝精。后杜预又为注。泰始以来，斟酌参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于是公卿八坐，参议考正。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廷尉孔稚珪表上，请付外施行。（《齐书·稚珪传》。）东昏即位，又诏删省科律。（《本纪》：永泰元年十月。）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事在天监元年八月，《梁书·本纪》云：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议其可否。法度请：“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郎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大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凡得九人。）二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纪》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纪》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又云：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陈书·本纪》：永定元年，十月，立删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伪诸国，虽刑政无章，然以大体言之，亦当承用《晋律》。《晋书·石勒载记》：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可见时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
《魏书·刑罚志》云：“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旧。又云：“大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本纪》事在天兴元年。）则始用中国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纪》在四年十月。）诏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春，（《纪》在三月。）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纪》云：以经义量决。《高允传》：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延兴四年，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正平元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纪》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据《刑罚志》。）《高祖本纪》，大和元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大华殿。《刑罚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三百八十二章。”然据《本纪》：则十五年，五月，议改律令。八月，又议律令事。十六年，四月，颁新律令。而五月，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则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实未大成也。《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纪》在十二月。）诏曰：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是时与议者十余人，刘芳为之主，见《北史·袁翻》及《芳传》。）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但，或宽或猛，及尒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请悉准律令，以明恒宪。诏从之。”然据《本纪》：出帝大昌元年，诏曰：“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可令执事之官，四品已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冘滞。”则其时之律令，仍甚素乱。《孝静帝纪》：兴和三年，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李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盖至此又一清定。案前世虽有法律，遵守初不甚严。《晋书·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其时裴、刘颂、熊远等皆以是为言，其论绝精。平世如此，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弁髦旧法矣。石勒之别造条制，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
《隋书·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武成即位，频加催督。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北齐书·本纪》：是年三月，以律令颁下大赦。《北史·封述传》：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齐律序》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见《北史·俟传》。）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律无正条，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关中也，典章多阙。大统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周书·本纪》在三月。云奏魏帝行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纪》云十一月奏行。）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纪》在七月。）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纪》作二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武帝用法严正。齐平后，以旧俗未改，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纪》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后又广之，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纪》在大象元年八月，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晋、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大炎有《五朝法律索隐》篇，（见《大炎文录》卷一。）盛称魏、晋、宋、齐、梁律之美。谓汉法贼深，唐律承袭齐、隋，有所谓十恶者，（《隋志》：齐律刊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宽平无害。其说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杀子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曰恤无告：诸子姓仇复者勿论。曰平吏民：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广韵》引《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为表旗，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则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谲怪，将为文明之辱。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纵辱文明，则奸政、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且商人工人，虑非有高下也。今观日本。诸庸作者，织布为，大书题号其上，背负雕文，若神龟、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为谲怪者，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满洲始稍稍崇商贾。非直因以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商人犹不以无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若则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则不恕矣。其尊奖商人也则宜。易世而后，莫如行晋令便。”此说于社会、政治情势，几于茫无所知，而徒任情为说，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论走马城市曰：“张裴《晋律序》曰：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余寻李悝《法经》，本有《轻狡》之篇，秦、汉因之。盖上世少单骑，车行有节，野外之驰，曰不过五十里，国中不驰。六国以降，单骑郁兴，驰骤往来，易伤行者，由是有轻狡律，《晋律》：众中走马者二岁刑，见《御览》六百四十二。都会殷赈，行人股脚肩背相摩，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然犹俜侠自喜，不少陵谨，此明当附贼杀之律，与过失戏杀殊矣。藉令车骑在中，人行左右，横度者犹时不绝。若无走马杀人之诛，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自电车之作，往来凡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财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豪毛。以为利贼杀人，视以轻狡贼杀人，其情罪当倍蓰。如何长国家者，惟欲交欢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晋律》以全横目，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论子姓仇复云：“治吏断狱，必依左证，左证不具，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如是，狡诈者愈以得志，而死者无可申之地。前代听子姓复仇者，审法令有跋，不足以尽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说虽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陈群等定魏律，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为十五等。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复开。北齐刑名五：一曰死，重者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途，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通鉴》系陈文帝天嘉五年《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鉴》依《五代志》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仲长统言肉刑之废，轻重无品，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晋世葛洪论此，意亦相同。（见《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实由以徒流备五刑，其制大成于隋，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
复肉刑之论，魏晋之世，尚多有之。《晋书·刑法志》言：晋初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及元帝时，卫展为廷尉，又上言之。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纪瞻、庾亮、梅陶、张嶷等是之。周、桓彝等非之。帝欲从展所上。王敦以为习俗日久，必验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乃止。桓玄辅政，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命百官议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议，《晋志》不载，《宋书》本传载之，亦赞以斩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书，言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光寿者，慕容儁年号，（伪号烈祖。）建兴者，慕容垂年号也。（伪号世祖。）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晋后议者，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其言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徒亡日属，贼盗日烦。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后从而赦之，此谓刑不制罪，法不胜奸。”其说诚当。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余人之论，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或谓人见其痛，将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导等之议，既欲复肉刑，又虑人习所见，或未能服，欲于行刑之时，明申法令，任栾刑者刑，甘死者杀，则更灭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复也。
然肉刑之名，虽未尝复，其实则未尝不偏复。《宋书·明帝纪》：泰始四年，九月，诏曰：“降辟差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旧制。（斩刑。）五人已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此即魏晋来之论议，欲以放流、鲸刖，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四年，正月，诏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途已雍，并可省除。”《隋书·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斩，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详见下。）天监十四年，除黵面之刑。”与《纪》所载当即一事，则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宫刑亦间用之。《南史·杜崱传》：岳阳王诛诸杜，幼者下蚕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齐亦然。（据《魏书·阉官传》所载，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段霸、赵黑、孙小，敌国之俘也。张宗之、抱嶷、平季、刘思逸，反者之俘也。杨范坐宗人劫贼。余皆但言因事。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见于《阉官传》之外者：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亦敌俘。封懿之孙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谋叛。《崔玄伯传》：崔模入北，其子冲智等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之。而魏赐谟妻金氏，生子幼度。行人以财贿至都，当窃模归。模顾念幼度，指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亦得赐妻，生子灵度。及此，弃妻子走还。灵度遂刑为阉人。是亡归敌国者，魏法皆刑其子也。周文帝定秦陇，兄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子胄，以年幼下蚕室，见《周书》本传。崔季舒、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小男皆下蚕室，见《北齐书》本传。《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年，二月，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齐本纪》：后主大统五年二月，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盖宫刑至是始除。）然则五刑之不用者腓耳，而又代之以刖，然则肉刑何尝废？而刑亦何尝平哉？
陈群制法，枭葅夷三族者，皆不在律令，是律已废此刑也。然卒不能禁其不复用，则胜残去杀，非徒法之所能为也。刑之残者：如，（魏卢溥及其子焕，见《魏书·大祖纪》天兴二年。赵准，见《长孙肥传》。此皆以反叛。萧宝夤少子凯，以害母南阳公主，见《宝夤传》。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亦奏之，而潴其室，见《邢峦传》。）如烹，（杜岸之诛，萧拔其舌，脔杀而烹之，见《南史·杜崱传》。魏静帝与华山王大器、元瑾谋攻齐文襄，大器等皆见烹，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妖贼郑子饶，烹于都市，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六年及《皮景和传》。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为长史，思好败，尚之烹于邺市，见《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如焚，思好之败，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五年及《北史·后妃齐武成弘德夫人李氏传》。《北齐书·思好传》云：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如支解，（崔妾冯氏，以厌蛊、受纳狼籍，斩于都市，支解为九段，见《北史·崔逞传》。厍狄伏连与琅邪王俨杀和士开，亦受支解之刑。）如大刃剉杀，（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杀之，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如具五刑，（魏宗爱夷三族，具五刑，见《魏书·阉官传》。）中国之暴主，亦间行之，而要以出于异族者为多。慕容超议复肉刑，又欲立烹、之法，附之律条，夷狄诚不知治体哉！三族之法，晋创业时用之最多。曹爽、（《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王淩、嘉平三年。）夏侯玄、张缉、（《景帝纪》正元元年。）诸葛诞（《文帝纪》甘露三年。）及其支党，皆受此诛。虽附己者如成济，亦不得免焉。（《文帝纪》景元元年。《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阃阖门。文帝弟安阳侯幹闻难欲入。佑谓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勖谏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可见当时族诛之滥。）而杨、贾乱后，诛戮之酷由之矣。（《杨骏传》：孟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据《惠帝纪》：是时夷三族者，有骏弟卫将军珧，大子大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骏传》言：武帝初聘武悼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斩之。处乱朝者，诚无以自全矣。《赵王伦传》：伦矫敕三部司马曰：“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内侯。不从诛三族。”孙秀劝伦杀张林，诬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皆夷三族，见《伦》及《岳传》。齐王冏杀王舆，夷三族，见《惠帝纪》永宁元年。孟观为伦守，亦夷三族，见本传。《孙旂传》：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责让。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大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其滥亦可谓甚矣。冏之死，诸党属皆夷三族，见本传。成都王颖杀陆机，夷三族，见《颖传》。陈敏夷三族，见《周处传》。张昌同党并夷三族，见《昌传》。又《武帝纪》：泰始八年，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其夷狄之君：则石勒杀曹平乐，夷其三族。（见第五章第一节。）乞伏慕末尚书辛进，随炽盘游后园，弹鸟误伤暮末母面，暮末立，诛进五族二十七人。（《北史》本传。）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见上。）崔浩之败，大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以高允持之而止。（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游雅且以论议长短，陷陈奇至族焉。（《魏书·雅传》，参看下文。）亦云酷矣。《晋书·怀帝纪》：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盖陈群定法，虽蠲此刑，其后又尝著之也。《愍帝纪》：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大后陵。敕雍州掩骼埋骴，有犯者诛及三族，此或仅指一事言之。然《明帝纪》：大宁三年，二月，又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见下。）《温峤传》：峤奏军国要务，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则又竟复之矣。《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六月，诏：“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刑罚志》：大和十一年，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可更议之。”盖至是始从宽典。然《北齐书·韦子粲传》：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被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刺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惟子柴与弟道谐二人而已。则门房之诛，西魏犹行之也。
《魏书·源贺传》：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高宗纳之。出养犹追还就戮，可见亲族连坐之酷。然中国之法，女子出适者，亦不能免于连坐，其酷亦殊不减此也。曹爽支党之诛，姊妹女子子适人者皆杀，见《晋书·宣帝纪》。毌丘俭之诛，其子旬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昏。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大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言：“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宜改旧科”，“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朝廷佥以为当。于是有诏改定律令。（据《晋书·刑法志》及《何曾传》。潘岳之死，已出之女，亦一时被害，见《岳传》。）《解系传》云：弟结。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则其时既醮之妇，已不从戮，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明帝复三族刑，《纪》亦云不及妇人。
游雅之贼陈奇，事见《魏书·儒林传》。云：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皆及孥戮。遂抵奇罪。以口语而致斯祸，尤前世所未闻矣。然魏法之酷，实尚不止此。《魏书·刑罚志》云：“高宗大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臧二丈皆斩。”当时盖酒禁其名，监谤其实，故下文云“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以二者并言。见劾为不敬者，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候官者？《官氏志》言：“道武欲法古纯质，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法古纯质，不依周、汉，犹云彼自创为，不用中国之法耳。候官之职，颇类魏、吴之校事，然亦以口语诬陷人，则又魏、吴之所未有矣。《刑罚志》又云：高祖大和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术。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
敌国相争，士民各为其主，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故降下之际，未有加以诛戮者。乃魏晋之际不然。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本纪》景初二年。）其酷，亦前古所未有也。晋宣帝不足责，杜预粗知书传，而其传言：预初攻江陵，吴人知其病瘿，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此何刑法乎？俗既成则莫知其非，事习焉则不以为怪，故武人之专横，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谯纵之在晋世，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然其民则亦胁从耳。朱龄石入成都，所诛者止于纵同祖之亲，善矣。然其后蜀人侯产德作乱，又穷加诛翦，死者甚众，则又何也？宋孝武广陵之戮，不下于晋宣帝之于襄平，则更惨无人理矣。（见第九章第二节。《宋书·沈怀文传》，谓其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即京观之俗称也。）
逆乱而外，刑法峻重者，莫如劫及亡叛。此皆穷而无告者之所为，而又以严刑劫之，亦可哀矣。《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七月，诏曰：“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八月，又以“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无故自残伤者，意亦欲以避役，实与亡叛同也。梁律：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谪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隋书·刑法志》。）劫科峻重，于此可见。此尚为朝廷法令，并有州郡自立严制，以劫其民者，如沈攸之在荆州，一人逃亡，阖宗捕逮是也。（见《齐书·柳世隆传》。）比伍保受，本为军刑，亦以劫及亡叛，蔓延滋广。《宋书·谢庄传》：大明元年，起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顷年军旅余弊，劫掠犹繁。监司计获，多非其实。或规免咎，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锧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闬，莫不及罪。”甚有如《宋书·自序》所载，以盗发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沈亮知其非理，亦不过欲使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而已，民尚何所措手足哉？
章大炎谓五朝之法，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此特法令如是，论其实，则鞭杖之刑，及于士流者甚罕。颜之推谓梁武父子，好用小人，由可鞭杖肃督，已见第十八章第二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六月，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烦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觕为中否之格。”《齐书·陆澄传》云：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迁尚书左丞，时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十五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虽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已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皆南朝杖罚，久以文行之证。（《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诏：“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槚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棰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评议，务尽厥理。”似有意于实行杖罚。然观颜之推之言，则亦未尝行诸士大夫也。）北朝则不然。魏初朝士，多见杖罚，见《魏书·高允传》。高阳王雍为司州牧，考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豪，为任城王澄所奏，见《澄传》。北齐崔季舒，文宣时为司马子如所列，与崔暹各鞭二百，徙北边。武成时，又以诣广宁王宅，决马鞭数十。及谏后主适晋阳获罪，韩长鸾又将加其同署者以鞭挞，以赵彦深执谏获免，事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甚至唐邕为宰相，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大尉记室参军平涛为征官钱违限，邕各杖背二十。史言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者，至是甚骇物听。厍狄伏连，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挞，逼遣筑墙焉。（伏连《北齐书》。附《慕容俨传》。）无怪沈攸之“鞭棰国士”，史谓其“全用虏法”也。（《齐书·柳世隆传》。）魏自大和以降，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此盖孝文浮慕中华，偶有是举。李彪乃因此上书，谓汉文纳贾谊之言，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欲使其著为长久之制。（《魏书·彪传》。）以是望虏，不亦远乎？（《齐书·张融传》：融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则中国之法，鞭杖施诸僮干，亦有定限，断不得如唐邕、厍狄伏连之所为也。）
鞭用革，杖用荆，长广皆有定法。枷锁杻械，亦有恒制。皆见《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又有测立之法，以施“臧验显然而不款”之人。其法：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鞭笞讫，着械杻上测，隔若干日一上，上测若干刻，皆有定法。梁、陈之制，见《隋书·刑法志》及《陈书·儒林·沈洙传》。《洙传》载周弘正之说，谓“测人时节，本非古制”，疑其缘起颇晚，故汉、魏史籍，未及其事也。《南史·循吏传》：何远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测，《梁书》作立。）远度己无臧，就测。（测，《梁书》亦作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臧禁杖除名。又《陈宗室诸王传》：南康愍王昙朗之子方泰，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陈书》作行刑，疑浅人所改。）方泰乃投列承引。则士大夫不受测，亦特相沿如是，而非法不得施也。《梁书·孝行传》：吉翂，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卿蔡法度：“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盛陈徽，备列官司，厉色问翂，更和颜诱语。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听。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世固有画地为牢议不入，削木为吏计不对者；畏惨酷而自诬服，亦非无其人，乃更以威严，胁其请代之子，且加桎梏以苦之，以是而得狱情，无失出，与失入者孰多？高宗录尚书，议改测立之法，周弘正请先责取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廷尉监所列，款者初不较不款者为多。而盛权谓：“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则旧制之所得，必不免如弘正所云“无愆妄款”者矣。弘正云：人有强弱，断狱宜依准五听，不应全恣考掠，诚哉是言也。（皆见《陈书·沈洙传》。）
中国历代，皆以矜慎为恤狱之道；而昔时法学，非甚专门，恒以为审理之事，凡官吏皆能为之；故审理之级数易增，参与审理之官司，亦随之而日多。谢庄之奏改定刑狱也，谓“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辨。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七月，诏：“丹阳所领及余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此虑令长之不详而重州郡之责，又虑州郡之不详而重廷尉之权者也。非官司所能理者，得击登闻鼓上闻，如吉翂是。《齐书·谢传》：出为吴兴大守。长城县民卢道优家遭劫，诬同县殷孝悌等四人。收付县狱考正。考悌母骆诣登闻诉，称：“孝悌为道优所诽谤，横劾为劫。一百七十三人连名保征，在所不为申理。”闻孝悌母诉，乃启建康狱覆。道优理穷款首，依法斩刑。有司奏免官。是其法，确亦有时能申理冤枉也。人君亲览狱讼，历代皆时有之。（如宋文帝、孝武帝，皆每岁三临讯，见《南史·本纪》元嘉三年、大明元年。《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诏“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出帝纪》：永熙二年，五月，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到者，听其人名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虽当造次颠沛之际，仍不忘申理冤滞，即无实效，亦足见告朔饩羊之意也。）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三年，六月，诏曰：“哲王宰世，每岁卜征。末代风凋，久旷兹典。可分将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五年，四月，诏“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皆见《本纪》。）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免枉。（《隋书·刑法志》。）高祖永定三年，正月，诏临川王蒨省扬、徐二州辞讼。（《本纪》。）此等皆多开审理之途，期尽矜慎之意者也。此自有合于“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之义。然审级大多，岁月或致淹久；又错出干与之官，不必皆明法令，甚或生事护前；则亦不免有弊。《魏书·高崇传》：子道穆，以庄帝时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雪者，岂可胜道哉？如臣鄙见：请依大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诏从之，复置司直。观此，即足知错出干与之弊矣。
特异之人，治以特异之法鞫以特设之官者，前代亦间有之。石勒使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晋书·载记》。）魏世宗永平元年，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魏书·释老志》。）是其事也。此自各率其俗之意，与近世之领事裁判用意不同也。
葛洪欲立明法之科，已见第四节。齐建元元年，崔祖思启陈政事曰：“汉末习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职者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永明九年，孔稚珪上所校律文，表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募。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皆见《齐书》本传。）至梁武帝天监四年，三月，乃置胄子律博士焉。（《南史·本纪》。）《晋书·姚兴载记》：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魏书·常景传》言：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则魏律生亦属廷尉。《隋书·刑法志》言：北齐定律之后，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此皆官学。其私家传业者：《晋书·高光传》言：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光，魏大尉柔之子。）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又《儒林传》：续咸，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后没石勒，以为理曹参军。《周书·赵肃传》言：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大祖命肃撰定法律，已见前。又云：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尝欲辨析秋豪。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皆明法之士，见称于时，获用于世者也。《晋书·忠义传》：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浅，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此等虽习律令，而不必明于其理，则为令史之俦矣。（《晋书·刑法志》：张华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此乃古者县法象魏之意，意在使民畏法，非欲使民明法也。）
复仇之风，仍极惨烈。法令于此，本加禁断，（《魏律》：贼斗杀人者，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者，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姚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见《载记》。《魏书·世祖纪》：大延元年，十二月，诏曰：“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自今已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盖以避仇失职者多，故为此一切之法也。《隋书·刑法志》云。周武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案其事见《周书·本纪》保定三年四月。）然舆论率称道之，执法者为其所动，遂亦多加原宥焉。（刁协子彝，王敦诛后，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见《晋书》本传。又《良吏传》：乔智明，为隆虑、共二县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南史·孝义传》：张景仁，广平人。父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诣郡乞依刑法。大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以旌孝行。又成景儁。父安乐，仕魏为淮阳大守。天监六年，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儁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为鄱阳内史。景儁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杀其子弟，噍类俱尽。武帝义之，亦为屈法。又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尒朱荣害衣冠，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长子朗，时年十七，沉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周书·柳庆传》：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宝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晋王护闻而大怒，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然武帝卒特原雄亮，事又见《隋书·柳机传》。）当时之复仇者，往往蓄志积年，（如张景仁、成景儁、李庆绪、元朗、柳雄亮皆是。不远千里。《宋书·孝义传》。长城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埔埭逢庆思，手刃杀之。自系乌程县狱。吴兴大守郗超表不加罪，许之。奚庆思，《南史》作庆恩。）虽在蛮夷，身不能至，亦且伺隙而行其诛焉。（《宋书·宗越传》：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尝出于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大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其酷者或及后嗣。（谯闵王承为王廙所害，子烈王无忌，与丹阳尹桓景等饯江州刺史于板桥，廙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拔刀欲手刃之，救捍获免。御史中丞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而许无忌以赎论，此亦失刑也。桓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与焉。彝子温，时年十五，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沈庆之之死，攸之求行。及攸之反，文季督吴兴、钱唐军事。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亲党无吹火焉。史称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龚壮父叔为李特所害，壮说李寿以讨期；萧顺之为齐武帝所贼，梁武帝助明帝以倾其嗣，亦皆报诸后人者也。）即敌国相争，（《晋书·陶璜传》：孙晧时，交趾内附。将军毛炅破吴军，斩其都督修则。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宋书·徐湛之传》：父达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休之遣鲁轨击破之，于陈见害。元嘉二十八年，轨子爽兄弟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此皆有合于义。梁武帝之宥成景儁，则实失刑也。《周书·杜叔毗传》：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达奚武围循于南郑。循令叔毗诣阙请和。使未反，循中直兵参军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策等忌之，惧不同己，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循寻讨策等，擒之，斩晓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复仇，恐违朝宪，坐及其母，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曰：“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感厉。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就戮。大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夫自北朝言之，则策为首谋归降之人，虽天下之恶一，而叔毗报仇亦过当，周文亦失刑也。若黄瑶起见获，而魏孝文以付王肃，听其私报，则更不俟论矣。徐达之，《南史》作逵之。）伏法受诛者，亦不能免。（《晋书·忠义传》：沈劲父充，与王敦搆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充传》云：劲竟灭吴氏。劲后虽立忠义，此事则犯法之大者，晋人宥之，失刑甚矣。沈林子祖父警，累世事道。敬事杜子恭。其父穆夫，孙恩作乱，以为余姚令。恩为刘牢之所破，逃藏得免矣，宗人沈预，与警不协，以告官。警及穆夫，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林子与兄渊子、云子、田子、弟虔子，逃伏草泽。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乃自归宋高祖。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祖父墓。事见《宋书·自序》及《南史·沈约传》。林子兄弟，才或可用，亦诚有功，然宋武纵其报仇，亦非法也。）甚或仇视官长，（《梁书·刘季连传》：季连既降，出建阳门，为蜀人蔺道恭所杀。季连在蜀杀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报复焉。道恭，《南史》作相如。云季连杀其父，变名走建业。既杀道恭，乃面缚归罪。武帝壮而赦之。此犹在去官后，且季连本曾叛逆也。若《南史·孝义传》云：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大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聚党至社树，咒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处树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生十丈余。人间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旁邑。将至成都十余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此直是犯上作乱。恐其兄亦本系乱党，乃至族诛，不尽由于文茂之贪求也。此更不足厕于报仇之列矣。）并及大君，（《晋书·孝友传》：王裒父仪，为文帝司马，斩之。裒未尝西乡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官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卒，葬洛阳。裒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结好之本意哉？”此虽力不能报，仍守不共戴天之义也。诸葛诞之死，子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乡朝廷而坐。此虽不如王裒之姊妹断绝，亦犹裒之志也。苻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则竟公然欲报复矣。）行于亲族之间。（宋时，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应徙赵二千里外。临川王义庆及传隆并谓律无仇祖之文，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从之，然可见当时法家，有谓为母可以报王母者也。传竖眼父灵越，有兄灵庆、灵根。萧斌、王玄谟攻碻磝，引灵庆为军主。灵庆遁还。而其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诱呼灵庆，密令壮健者随之。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既至，对坐未久，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后灵越以母在南南走，卒毒杀乾爱，为兄复仇。事见《魏书·竖眼传》。王敬则为谢朓所告而死。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北齐崔暹子达拏，显祖以亡兄女乐安公主降之。尝问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惟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皆可见当时报仇，不以亲族而释也。）且有因此而投敌国者。（如王慧龙、王肃、王颁等是。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于寿阳，宪兄弟与温潜通，真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报复之际，或必求剚刃于其身，（《魏书·列女传》：平原鄃县女子孙男玉。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杀之，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特恕之。）或则食其所仇者之肉。（孙恩入寇，谢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堕地。二子俱被害。后刘裕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见《晋书·谢安传》。殷仲堪子简之，随义军蹑桓玄。玄败，简之食其肉。王廙将朱轨、赵诱为杜曾所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其将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轨息昌，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昌胤脔其肉而啖之。梁邵陵王纶遣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杀何智通。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围纶第，禽瓜、撒、智英。智通了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顾百姓食，一脔赏钱一千。张弘策为东昏余党孙文明等所害。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脔食之。魏道武见弑，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王肃得黄瑶起，亦脔食之。李彦刺秦州，为城民所杀。萧宝夤西讨，彦子充为行台郎，募众而征。战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见《北史·自序》。）其不能报，则以变礼终其身。
（《南史·循吏传》：沈瑀为萧颖达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颖达害之。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怨仇之门，累世不通。（《晋书·元四王传》：武陵威王悕，为桓温奏徙新安，卒。子忠敬王遵。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诸宪司弹人，事虽不坐，而以教义见辱者，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能和解者殊鲜。（《魏书·李冲传》：冲兄佐，与河南大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臧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臧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又《术艺传》：王早。大宗时，有东莞郑氏，为同县赵氏所杀。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又克明晨会宗族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壮士十人，令一人为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平旦，当有十人跟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五男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两家，赵氏竟免。此皆怨仇之克和解者，然能如是者恐甚少也。）甚者毁坏坟墓，亦视同相杀之仇，而报复者亦毒及枯骨。（桓阆杀昙落道人，朱谦之杀朱幼方，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世祖虑相报复，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宽纵如此，宜乎相报者之无已也。乃如李充，父墓中柏树，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则并未伤及其坟墓也。羊鸦仁为荀晷所害，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咎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报怨如此，信野番之所不为也。）风气所趋，虽妇人、（《晋书·列女传》：王广女。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此与第七章第八节所述秃发傉檀之女同烈矣。王敬则女欲报谢朓，杜叔毗母激厉其子，亦斯志也。《宋书·乐志》：魏陈思王《鼙舞歌精微篇》曰：“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亦必有其本事也。孺子，《晋书·孝友传》、王谈，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日夜伺度。至年十八，乃杀之。归罪有司。大守孔严嘉其义勇，列上宥之。《梁书·孝行传》：荀匠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南史·孝义传》：闻人夐，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魏书·淳于诞传》：父兴宗，萧南安大守。诞生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由是州里叹异之。《孝感传》：孙益德，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大后特免之。）亦能自奋。司宪者不必皆平，舆论亦不必能抑强扶弱，不以名分制一人，其说诚有深意。然行之大过，得毋有借复仇之名，以报他怨，要称誉者乎？失仁后义，是非已极难言，况乎失义与礼，而徒矜懻以为信？风俗之弊，随举一端，病原皆极深远，固非就事论事，所能期其无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