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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钱,照着地图指示的路线去坐地铁,换乘公车,还走了一段。我对英文毫无概念,但靠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对着猜站台的名字,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
    整个过程中我一无所想,一无所见,唯一的小插曲是在地铁里遇到两个黑人,都穿着连帽衫,看我的神情丝毫不友好,而且还慢慢踱过来,对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他们都比我高两个头,龇出白得发亮的牙齿俯视我,来者不善。
    我吸了口气,瞪大眼睛,在他们还没完全逼近之时,大踏步主动冲上去,几乎和他们脸贴脸。我直截了当地戳了戳他们胸前的肌肉,用这几天才学到的英文咬牙切齿地问:“what?”
    旁观的乘客都赶紧躲开,用一种“这小子真是嫌命长啊”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所有的全都是炙热的兴奋,心中热切地期待着一场街头混混式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酣畅淋漓的肉搏。
    那个充满mri和拉丁文医学名词的世界跟老子真的没缘分。
    但眼下是我熟悉的世界,不管要打架的人是白,是黄,还是黑。
    估计是横的怕不要命的,气场能说话,那两位黑朋友被我戳了之后,考虑了一下,哧溜地从我身边越过,骚扰别人去了,叫我和看戏的人们都好不失望。
    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绕圈子,反正我就站在了那个在心中已经烂熟的地址面前。
    北沃顿街1418号,史蒂夫·辛格所住的地方。
    标准的美国梦实现者应该住的房子。早上八点左右,车库半开着,主人可能正准备出门工作。两部车,捷豹和克莱斯勒,角落里堆着小孩子骑的三轮自行车和滑冰鞋,自行车是蓝色的,滑冰鞋是粉红色的。
    奇武会给的资料上说,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站在花园外长久凝视着那扇白色的闭着的门,想象着门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肯定是和我的不一样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里喜欢吃臭豆腐,嗯,他们大概吃那种蓝色的长霉菌的奶酪,摩根给我闻过一次,我当场就翻了白眼。
    习相远而性相近,貌似如此而已。
    但我不会无缘无故地走进某个老太太独自居住的房子里,把她对人生最后阶段的一切计划或梦想都结束在一把锋利的刀片下,变成一种粉碎的状态,无论物理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
    他会不会呢?
    我看着那栋房子,看不透墙壁。
    墙壁比人心单纯多了。
    那我又凭什么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呢?
    他们不是一杯酒,一杯酒会把所有信息纤毫不差、恒定不变地展示在那里,只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敏感,就能把它们区分得清清楚楚。不存在冤枉,也不会有误会。
    我打了个寒噤。
    咪咪和摩根带给我一种奇异的舒适感,似乎这个世界上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有人会因为我的一句胡言而死于非命,这都更接近一个黑色的笑话,而不是真实的悲剧。
    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看着一个即将被摧毁的小世界。
    这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传来小姑娘清脆欢快的笑声,在冲着某处喊着:“爹地!!快点,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转过身落荒而逃。
    那天我在芝加哥街头游荡整日,心乱如麻,不断走进各种超市顺手牵羊,又在混出大门之后把东西丢回购物车里。
    晚上,我回到西尔斯大楼的办公室,从电梯刚出来就以为自己走错门儿了。
    烫金门牌高高挂在门外,写着咪咪和摩根的大名——全名,我都是看了他们的护照才知道的,带着各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和后缀。
    入门处是雅致整洁的接待台,旁边是候诊室,摆设舒适大方,那沙发看起来就想叫人摔一屁股,茶几上放着最新的八卦杂志和严肃报纸,足够迎合各种口味。
    无论从哪个细节看,这都是一个完备专业的私人诊所,而且是非常高档的那一种。
    最绝的是接待台后,早上咪咪带回来的那个金发笨女郎正在整理东西准备下班,看样子还蛮辛苦的,多半是工作了一整天。
    她微笑地看了看我,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丁通先生,您的合伙人都在医生办公室等您。”
    “明天见!”临出门她还这么跟我招呼,跟真的一样!
    而后她就施施然走了,半点都不担心自己这份工作可能压根就拿不到薪水。
    我半信半疑地走进去,好家伙,这是怎么搞的?就一天的工夫,什么都齐全了,医生办公室、候诊室、治疗室、隔间都弄得漂漂亮亮的,哪儿来的鲁班牌装修队?
    我溜达了一圈,回头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摩根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咪咪靠在落地窗旁边,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各自盯着某个点发呆。
    我没惊动他们,蹭过去看了看屋子内的装饰,印象深刻啊!咪咪跟美国各种政要、好莱坞明星、欧洲王室成员的合照,摩根的各种科研成果奖、各种学位证书都框起来了,很巧妙地放在各种小地方,叫人不觉得那是炫耀,但又不可能不注意,一旦注意到就会脸都吓青,顿时肃然起敬。
    我满怀钦佩:“怎么合成的?技术真好啊!”
    咪咪随便瞥了一眼:“都是真的。”
    他指指某照片中搂着自己正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某位名媛——传说她喜欢买不同颜色的宾利车配衣服:“各个地方都换得差不多了,再换估计就要全部散架了。”又指指另一位曾经在it世界跺一脚四方云动但现在已经挂掉了的大佬,“死活不相信我的判断,等其他人确诊已经可以死了。”
    他的语气跟谈论街上有一条流浪狗爱吃肉骨头差不多:“芝加哥算比较传统的,还认这个,以前我在纽约,大家就只认钱。”
    摩根这时候打断了我们:“小丁,干活。”
    我以为还有什么要搬搬抬抬,挽起袖子:“干什么活?”
    他手一扬,丢过来两个小纸团,我接过一看,立刻就明白了。
    纸团里是那两个人的名字。
    史蒂夫·辛格。
    薇薇安·绍恩。
    后脑勺儿很没有出息地一麻,那个小姑娘脆生生的可爱声音穿过时间和空间,在我脑海中回荡。
    “爹地!!快点,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我软弱地垂下手,喃喃地说:“三个星期,不是还长吗?还长呢……”
    摩根冷静的眼睛一直看进了我的内心深处,看穿了我的挣扎。
    “奇武会的风格你可能还不清楚,但想象一下,十号酒馆的老板乘以十,就差不多了。”
    我牙齿都酸了,十倍于十号酒馆老板的德行,那是要逆天啊!
    “你选一个,另一个就没事了,你两个都不选,就两个都得死。”
    “总得搏一搏吧。”
    他说得很随便,很没心没肺,但逻辑无懈可击。
    我吞了吞口水,展开那两个纸团,盯着看,就像在看花爷的项链和宝格丽的金笔,在看拉菲和善本书,在看价值连城的元青花罐。
    我希望有一个人的名字上会浮起一层血色,那些受害的无辜老人将冤魂附于其上,向我传达昭然若揭的暗示。
    室内寂静无声。
    但两个名字还是呆呆地在纸条上刻着,毫不生性。
    它们只是圆珠笔写成的两个蓝色名字。彼此之间,毫无区别。
    尽管摩根和咪咪都没有看我,但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等待,那种被期待却深知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脑子,脑汁都被刮得要发烫了。
    我猛然把那两个纸团一丢:“我做不到。”想了想,我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准确地说,我做不到只看名字就下判断。”
    “我要看到活生生的人,要有足够多的时间观察他们。”
    咪咪好像早就预料到了我有这个要求,他给了我一个痛快:“难度不大,明天就满足你。”
    然后,他转过身去问摩根:“那个病人会什么时候到诊所?”
    摩根看了看表,面无表情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已经上来了。”
    这时候门铃叮咚一响。
    摩根干脆利落地将身上的外套一脱,穿上白色的医生制服,不知上哪儿摸了一副平光眼镜戴上。我在懊恼中还有闲心八卦:“什么病人啊?”
    咪咪在旁边说:“芝加哥警察局前任总局长。”
    我咽了一口唾沫,被这个伟大却非常不应景的头衔镇住了:“你,是准备跟人家自首吗?”
    咪咪一点笑容都没有:“哪有,我只是拿他的命跟他换点东西罢了。”
    当天半夜,给前任警察局总局长朋友看完病,咪咪和摩根又循例失踪了,这两位上的可能是吸血鬼的医学院,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偏爱在月明星稀的时候大展拳脚。天亮的时候回来,门铃按得震山响,叫我到大厦停车场后面的空地集合,我下去一看,得,一人开了一辆车。
    我擦了擦眼睛,实在没法相信自己的视觉能力。
    但我的大脑根据它对眼前人的了解,认为这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
    献血车。
    我蹿上去看了一圈,确认这不是“西贝货”,是正儿八经来自美国红十字会的献血车,连放在门口的献血光荣宣传单和纪念徽章都是齐全的。
    上哪儿弄来的?真新鲜,原来美国也有这种东西。
    咪咪直乐:“美国当然有,还有献血献得上瘾的,哭着喊着拖不住的呢!”他像背教科书一样念叨,“鼓励公众义务献血是最有效得到免费血液资源的途径,应该在全世界推行。”
    他穿上白大褂,也戴上平光眼镜,和摩根对拍了一掌:“我们兵分两路,丁通你先跟我去。”
    我莫名其妙:“去哪儿?”
    咪咪探头往驾驶室的gps上看了一眼,说:“东华盛顿街八十一号。”
    我心里一沉。
    那是另一个我熟悉的芝加哥地址——薇薇安·绍恩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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