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
把对外经济关系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文献可考。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有这样的分篇结构设计：“（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他还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因此，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科书一般都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内容。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分析对外经济关系，很长时期是一个空白。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抓了马工程（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建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我也参与了该书的修改。该书第四篇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应当说这填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外经济关系分析方面的空白，有很大贡献。但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论述不仅认识落后于实践，而且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要求也差距甚大。不仅内容显得单薄，而且缺乏理论支撑，基本上只是叙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以及主要措施。
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其成功业绩举世公认，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则是发现和总结它的理论创新，使之升华成为继续指导实践发展的成熟理论。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他提到了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可以肯定，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应当有它的地位和内容。
我认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是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实践的基本理论总结，在开放领域的各项理论创新成果中是概括性和纲领性的总名称，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分析架构，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论证和阐发。
一、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开放型经济”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提出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之后他经常重申这些主张。到党的十二大召开时，他正式提出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开放型经济”的提法，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首次出现“开放型经济”这一新概念，全会提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是在区域上强调全方位开放，除了推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以外，还要着力推进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开放；其次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转换各类企业的对外经营体制；最后是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所以在那时，这个概念是若干工作任务的集合体，并非就是理论，但是已经有了新理念的萌芽，它经历了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理性概括层次不断升高、最后成为理论创新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对比过去，这里所说的“开放型经济”，增加了扩大服务贸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有步骤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新内容。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指出我国应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机遇，并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就时指出：“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并指出未来五年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了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任务是，要推进“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并首次提出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党的十七大报告宣告，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未来的任务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总的要求是，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概念。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并首次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以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主张。
党的十八大对开放型经济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对比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发生了调整和改变，“互利共赢”成为第一个定语，原来的“内外联动”改成了“多元平衡”，成为第二个定语。这种变化绝不可能是文字游戏，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含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在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外资准入以及推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举措、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背景下提出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进一步主张“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并第一次提出了“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并提出：“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出现“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之后2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扩大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不仅被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领导人不断重复使用，而且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包含了经济体系和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等重大理论命题，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思维，其基本要件是：总结了我国40年对外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我们党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规划了未来的行动纲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实践是，不断改革不适应对外开放发展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努力扩大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壮大自己，并接受、适应和引领国际经济规则。我们的基本经验是，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又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促进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实施开放战略的行动部署中坚持两种思维，既抓住和利用机遇，又要防范风险和保持安全意识。我们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未来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必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党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是：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平等公正、平衡和谐、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未来的行动纲领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迈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