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此时笼罩在蒙蒙烟雨中。
蓝天公安分局坐落在岳麓山东侧，湘江一大桥西端，溁湾镇中心地带。刑警大队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大院进门的第一栋办公楼的三层。沟通长沙古城东西的车辆多数从门前驶过。这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及时报案。
沈惠民、符品仁、彭金山带着余非英走进了办公楼第三层的刑警大队办公室，立即对其办理了留置手续。
此时的沈惠民不知脑壳里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他想起竞争的事就心底冒火。他打算抽身走人。他身为即将免职的大队长，将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公安机关，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该符品仁、彭金山他们去做，与他无关了。他对着符品仁、彭金山耳边悄声说：
“对我而言现在是非常时期，下面的工作我就不便参与了。我走了。”
彭金山拦住他说：“你才有味呢！虽然全局民警投票出了分数，但局党委还没有投票，整个事情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你怎么就丢下工作不管呢？无论怎么说，局里对你免职的红头文件没有下来之前，你还是刑警大队长。你即使被免职，也还是刑警大队的资深民警嘛！无论谁担任大队长，在业务上都得依靠你。”
沈惠民苦笑了笑，朝门外走去。
符品仁追到门口，说：“你走了，这里的事情怎么办？你请来的这个女子，我们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沈惠民没有回头，跨上他的摩托车，朝岳麓山驶去。
湘江吹来的风，掀动岳麓山的红枫、青松，发出震天的轰响。
沈惠民面对这巨大的气势，内心受到阵阵撞击。他丢下余非英不讯问，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必须在24小时留置期限内查清余非英的真实面目，否则，就得放人。他感觉余非英身上有很多疑点，绝不能轻易将她放过。他进一步反思，自己在全局民警中的得票分低于符品仁0.8571428分，是有一定道理的。身为刑警大队大队长，几年来一直没有捕捉到“桃花仙子”的影子，使得入室麻醉抢劫案在整个长沙城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给广大市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没有尽职尽责，局里有些民警不投他的赞成票理所当然。他不应该有埋怨、发牢骚。他不应该想不通。他倒是应该立即回到刑警大队办公室，对余非英进行讯问。他毅然掉转车头，驶向蓝天公安分局。
沈惠民重新回到刑警大队办公室，使在场的符品仁、彭金山，以及余非英都感到惊讶。符品仁、彭金山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沈惠民点点头：“对！我回来了。”他没有多说，也没有特别的表情。他和符品仁、彭金山依照法律程序，对余非英随身携带的黑皮包进行了检查。其中装有12300多元人民币，一个手机、两台微型进口收录机、一只随身听、一只圆形的红色机械闹钟、一小瓶黄色香水、一小瓶白色药液、一只注射器、3节七号电池。接下来，对余非英进行讯问。余非英一边饮茶，一边接受问话。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出生于1964年11月15日，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宁乡县东湖塘镇天仙村余家湾组。”
问：“有哪些家庭成员？”
答：“父亲余元成，现年72岁，在家务农；母亲许杏芝，现年65岁，在家务农；大哥余宝坤，现年43岁，在家务农；二哥余宝胜，现年41岁，在外做泥工；丈夫谷美娥，现年41岁，在广州打工；儿子谷起航，现年10岁，读小学四年级。”
问：“你的个人简历？”
答：“我6岁至15岁，在本地读小学和初中；16岁至18岁，在家务农；19岁跟父亲学修钟表；21岁至24岁，在县杂技团当演员；25岁至31岁，在珠海承包装饰工程；32岁至今经营长途货运。”
问：“你的手机中的sim卡呢？”
答：“我的手机没有办卡。”
沈惠民盯着余非英，至少三十秒钟没有说话。他想起了出租车司机对他说的话，“她说是手机没电了，她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去了”。他想：看来余非英早就做好了反侦查的准备，将手机中的sim卡处理掉了。这个女子十分狡猾。
余非英被沈惠民盯得满脸燥热，她说：“沈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一定如实回答。”
沈惠民问：“你有手机，没有卡，你带着手机干什么？”
余非英回答：“我准备去办卡。”
沈惠民问：“你可以把骑车撞人这件事讲清楚吗？”
余非英说：“当然可以。今天上午8点多钟，我从宁乡乘车到长沙汽车西站，接着乘312路公共汽车到五一广场，再转1路公共汽车到火车南站，11点多钟，我在火车南站碰到熟人莫老板，然后跟着到了他家里，两人先是扯了一会谈，然后我跟他借摩托车。莫老板将一台铃木王摩托车借给了我。之后，我骑摩托车在火车南站玩了一段时间，下午3点钟左右，我骑着这台摩托车回宁乡，在西湖桥地段，我撞了一个男青年，赔给他300块钱。”
问：“你知道那辆铃木王摩托车价值多少？”
答：“两三万块钱吧！”
问：“你丢下这么贵重的东西走人，是不是太大方了？”
答：“我害怕那个青年男人打我。”
问：“摩托车是哪里来的？”
答：“是我借的莫老板的。”
问：“你的驾驶证、行驶证呢？”
答：“我没有驾驶证、行驶证。”
三双眼睛注视着余非英脸上的表情。余非英若无其事，对三位民警的目光毫不回避。沈惠民起身走近余非英，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一台手机、两台微型进口收录机、一只随身听、一只圆形的红色机械闹钟、一小瓶黄色香水、一小瓶白色药液、一只注射器、3节七号电池，对余非英问道：“你袋子里的两台微型收录机是怎么来的？”
答：“一台旧的是我以前买的，一台新的是我今天下午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伢子，他问我要不要买收录机。我看这台收录机蛮好，就用120块钱买了这台标价510块钱的微型收录机。”
问：“你在哪里碰到的这个伢子？”
答：“湘江大道中段。”
问：“他为什么以低于市场价几百元钱卖给你？”
答：“他好像急着要钱用。”
问：“你的收录机里为什么没有磁带？”
答：“我买下来就没有磁带。”
问：“这个小闹钟是哪里来的？”
答：“我父亲是个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遣送回老家，他别的干不了，就专门修闹钟。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政，我父亲的原单位要他回去上班。他看破了红尘，懒得回去，继续留在老家修闹钟。这个小闹钟是父亲送给我的。”
问：“你有手表，出门在外为什么还随身携带一只小闹钟？”
答：“我以前是修钟表的，对闹钟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习惯性的带只闹钟在身上做伴。我把这只闹钟拆散，重装，只需10分钟。不信，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问：“你带的注射器是干什么用的？”
答：“没有想到要做什么用场。”
问：“你从家里出来时带了多少钱？”
答：“我带了，带了……”她瞟了一眼沈惠民，意思很明显，她不会说出她送给了他多少钱的事。她接着回答：“我带了12720多块钱，120块钱买了收录机，300块钱赔给了那个被我撞倒的年轻人。剩下的钱全在这里。”
沈惠民不假思索，又提出一问：“请你谈谈莫老板的基本情况？”
余非英也不假思索地回答：“莫老板52岁左右，身高1米78的样子，蛮瘦，戴一副眼镜，长沙口音，他在下河街做蛋糕生意，住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栋居民宿舍里。他有个儿子读高一。”
问：“他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答：“那我就没有注意。我只记得是一楼二门。”
问：“莫老板叫什么名字？”
答：“我只要晓得他是莫老板就行，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不晓得他的大名。”
问：“你怎么认识莫老板的？”
答：“记得是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到长沙玩时碰到他，二人扯谈后认识的。”
沈惠民起身，给余非英面前的茶杯里续满水。他借机仔细观察了一眼余非英脸上的表情，又回到办公桌前。他突然发问：“你愿意检举别人的违法行为吗？”
余非英回答得很利索：“我没有什么人要检举。”
沈惠民说：“那好，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二款，对你无证驾驶机动车而且撞人逃逸作出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
余非英问：“你要拘留我15天？”
沈惠民说：“没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如果你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在接到处罚书之日起5日内，依法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有何陈述，或者申辩？”
余非英答：“我没有陈述，也没有申辩。我无证驾车并且撞伤了人，应该受到处罚。”
沈惠民对余非英的回答大感意外，他没想到她一下会变得如此温顺老实。他反而觉得自己很笨，很难探知这个女人内心的深浅。
三位民警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由彭金山将审讯记录交给余非英过目，说：“你看看这个记录吧，是否与你讲的相符，如果没有出入，你就在上面签字，并按上你的手印。”
余非英接过，仅仅溜了一眼，语气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办事公道的警察。如今这世道最值得信任的也只有警察，我相信你们的记录，不会有什么出入的。我签字。”
她从彭金山手中接过笔，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态，非常认真地在审讯记录末尾写下了一行字：“以上记录我已看过，与我讲的相符。”最后落下了她的名字和时间，并且用右手大拇指按了4个指纹。她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闯过了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