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军队的基建任务直线增加，那种长期以来一直延续着的军队营房自己建的格局被打破，地方的建筑公司、五花八门的包工队，蜂拥着挤进了绿色军营。总后勤部对新疆部队的200多个基建项目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水分竟达16%，以此类推，全军每年基建项目白白流失的金额达4亿元之巨。为了堵塞这个漏洞，总后勤部请来了精通财务的45名离退休老兵，组成监察组，担负起全军基建财务监察任务。他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滚了大半辈子、精通基建业务的行家里手，不论大小工程，只要经他们的手一过，一般都能挤出20%的水分。这个包工头同时也了解到，每个监察员的月聘金不过百十元。这在有钱的深圳人眼里，真是不屑一顾。然而，这些老兵却欣然应允，可见他们对于钱的渴求。世界的万能钥匙只有一把，那就是金钱。包工头信心十足地敲开了监察组负责人易哲煌高工的门。他开门见山，直陈来意：“我们公司总经理十分赏识易高工的才干，想聘你为本公司的顾问，月薪2000元，每年旅游两次，费用公司全包。而且用不着每天泡在工地上，只要坐在家里给我们看看图纸，编编预算就行了。”易哲煌问：“真有这等好事”？包工头笑了：“在深圳，这算不上什么。如果效益显著，每项工程还可以提取数目可观的奖金哦。”易哲煌也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说穿了，就是要我帮着你们坑害建设单位，坑害国家，达到你们自己多捞一把的目的。实话说了吧！你们就是把整个深圳给我一半，我和我的同事也不干这种昧良黑心的事。我是个军人，是个老兵，我需要的是正义！”
包工头好不狼狈，灰溜溜离去。他走上大街，顿觉眼前的深圳黯然失色，没有了先前的光彩和神气。这个监察组，从形形色色的贪婪者口里为我军追回了上亿元人民币。45名普普通通的离休老兵，45棵不朽的青松。
将军，闪光的头衔，响亮的称谓，用热血刷写，用赤诚铸就。打江山，将军出生入死，顶天立地。守江山，将军呕心沥血，搏风击雨，赢得亿万人民的敬慕和信赖。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滚滚而来的新形势下，将军身居要位，两袖清风，廉洁自律，永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军人本色，更是令全国人民钦佩和敬重。年初离世的陈再道老将军，生前不仅以“勇”著称，而且还以“俭”留名。他和老伴张双群的工资都由工作人员专管：每月进多少、出多少，要建立一本账，按月进行结算。他嘱咐工作人员：要严格把握经济开支。并语重心长地说：
“在经济问题上，小家庭与国家这个大家庭一样，一定要有计划，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在饮食方面，他规定：除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人时可增加两个菜外，平时一概四菜一汤。子女们都回来吃饭人多时，每个菜的量可多一点，但菜的个数不能变。直到他逝世，一个10口之家，在饮食方面的开支，每月都保持在400元左右。按现在的物价水平计算。能吃到什么呢？上顿没吃完的饭菜，下顿热热再吃。若有饭粒掉在桌上或衣服上，他马上捡起来吃掉，对子女们也是这样要求。他常说：“每粒粮食都凝聚着农民的血汗，浪费就是犯罪。”在他病重期间，血色素降至6克，这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已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子女们和工作人员商量买了几斤甲鱼给他补身体，他知道后便说：“这么贵的东西，以后不要买了，别去花那个冤枉钱。”将军穿着上一贯朴素。在晚年，他一套中山装一穿就是数十载，衣领、袖口、裤脚补了又补，圆领汗衫多处是洞，仍舍不得丢。子女和工作人员商量请人给他做套新衣服，却被他拒绝了。他说：“穿衣不在于新旧，而在于整洁。衣服破了补补还可以穿。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人要知足，不要忘本啊！”
他逝世后，组织上和他的子女们为他最后的穿衣着了难，竟找不出一套合适的衣服，只好找出两套过去他穿过的衣服，照其尺寸和式样做了一套军服。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就是这样俭朴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总参所属测绘学院院长高俊少将的女儿要结婚了。在商量筹备婚事时，高俊却和蔼地对女儿说：“就你们的收入，短期内买不起小汽车，平时也养不起小汽车，仅结婚时坐那么一次，没多大意思。我看还是骑自行车好。”做女儿的最理解父亲。结婚那天，女儿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进了婆家的门。有人对高俊说：“孩子结婚一辈子就这一回，坐一次车也不过分嘛！”他却笑着说：“人生一辈子一回的事多着，一次不过分，多了就过分了。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总参某研究院，不仅政委高文江居住斗室，另五名院领导也没有住上标准房。近两年，院里新盖了近百套住房，每次分房都是向科研人员倾斜。科技干部优先分房，而院领导却以普通干部的身份统一评分，不搞任何特殊。他们虽然身居斗室，科研工作却取得显著成绩。仅近几年就完成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60项。
高文江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单位党风如何，关键是看党委‘一班人’能否身体力行。”
蔡康生少将在总参装甲兵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分管装备研制和生产，经常深入部队和兵部所属企业调查研究，悉心指导。每到一地，他都“约法三章”：不准超标准招待，不准以任何形式赠送礼品，不准安排游山玩水。一次，他到一家住地比较偏僻的军工厂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觉得首长一路颠簸，来一次不容易，想招待他一下，吃饭时，蔡康生看到没按规定办，坚持不入席，直到把高档菜、饮料撤走后，才露出笑容。他对陪同就餐的厂领导说：“别怪我让你们下不来台，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办事，咱们心里都踏实。”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如同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对此，著名作家、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谭谈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感受，更能映衬出陈再道、高俊、高文江、蔡康生们所作所为的不易和可贵。
1985年冬，谭谈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那里的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他下乡去调查研究。第一个点是金竹山乡。谈完情况以后，已是中饭时节。乡里的几位领导陪他到食堂用餐。桌上摆着鸡肉等四五样菜。他原想是和乡里的干部们一样，在食堂用一份普通的饭菜，没想到竟搞得这样的“特殊”，心里很不好过。饭后，他坚持要付款。乡里的同志硬是不肯，司机也劝他，说其他领导下来也是没有付款的。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乡里只好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收了他和司机各三角六分钱。
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不知从何时起。他这三角六分钱硬是交不出去了。且用餐的规格越来越高。每当告辞离开那里的时候，心里极不好受。车子开出好远，心里还堵得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又是一些时日过去，他这种做了亏心事的心情渐渐地淡去。离开的时候，还是照例地说一句要付款，别人不收，也就罢了。用完餐，嘴巴一抹，钻进小车就走心安理得。似乎人家理所当然地要招待他似的。
近些年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不久前，他到八九个地市跑了跑，每到一地，都是好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晚上，还要他们去舞厅“潇洒地走一回”。他不从，但他又不敢态度太坚决，心情十分矛盾。你不乐意这样，你知道别人乐不乐意这样呢？于是，他只好随大流地钻进那有空调的“雅座”，守住自己的一张嘴。水鱼上来了，他说他不吃这类爬行动物的；蛇肉上来了，他说他怕腥；晚上去舞厅，他说他不会；主人安排最靓的教师教他，他说他有一本最好的书还剩一点点没看完。他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用公款请吃，用公款请跳舞。似乎那样做，自己理亏。这位领导作家的作家，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深刻地反思：“社会就是这样地改造我，就是这样地改造人。我，就这样地演变着，许多人也就这样地演变着。”
这位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向社会大声疾呼：
“社会改造人，人不一样可以改造社会？想想当年，我们党怀着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领导穷苦人民，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全新的变革。使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全新的变革。我们的敌人时刻幻想用糖衣炮弹把我们打垮，但过去，我们党及时挖掉了滋生在自己肌体上的毒瘤？最近，听到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我们备受鼓舞。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我党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我们希望听到杀掉那些确实腐烂透了的张子善、刘青山似的显赫人物的枪声。挖掉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清除这些烂肉，我们党的肌体将更加健康、更加富有战斗力！”
这是许许多多党员、干部、军人和人民大众想说，而一时没有说出的话。人民的作家，代表人民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