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头公社招待所，紧临内江的一栋苏式小红楼。
早晨，陈福初边把房子里的花生壳打扫干净，边对我问道：你晓得匡明富的司令称呼是怎么来的吧？
我摇头：不晓得。我知道他又要讲故事了。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只听他说：司令这一称呼的出现，是有几种原因的。一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造反团司令，那个造反团司令，都是自己任命的司令。要是某人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很容易被人称为司令。一种是因为样板戏《沙家浜》的普及，人们熟悉了那个胡司令，如果某个领导头脑简单，方法粗暴，自然会背个司令的称呼。一种是因为职务提高，别人对他的尊称，县里的书记，公社的书记，大队的书记，被称书记的人多得很，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不称书记，而称司令反倒更加突出对那个人的尊敬，显示出地位。一种是因为领导作风强硬，从不拖泥带水。匡明富的司令称呼，就是这一由来。具体来讲，那是在1974年，他担任周文庙公社党委副书记，率领一千多人到方嘴抗洪抢险，浩浩荡荡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每个人背上背着背包，肩上扛着撮箕扁担、铁锹、挖锄，他指挥大家一路高唱国际歌，那阵势就像当年部队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一样气壮山河。沿路群众见了，都不约而同的夸赞他像个司令。匡司令的名字像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全县的每个角落。
周立民：匡司令抓工作一套接一套，有板有眼，他的指挥艺术就是苦的累的全都自己带头，不讲，先做。所以他每抓一项工作，每搞一个单位，都让县委放得心。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上却尽出笑话。有一回他不晓得自己系在颈项里的围巾到哪里去了。他东找西找，床上找，床下找；他里找，外找，都没找到；他问了这个，又问那个，周围的人都问遍了，还是没找到。他怀疑是人家逗把藏起来了。他找吃亏哒，懒找得哒，坐下来，抬起二郞腿，划火抽烟。坐在他对面的人看见他裤脚里露出了一点不同颜色的东西，就指给他看：匡司令，你那裤脚里伸出的是什么呀？匡明富低头看了看，顺手一抽，抽出了他要找的那条围巾。他语气平和地说：你个狗日的，害得我到处找，原来你躲在老子裤裆里的哟！他的话惹得在场的人笑出了眼泪，他却一板正经，无事一样。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了汉寿县。不知哪位有才艺的人总结出了一句歇后语：匡司令找东西，找来找去在自己裤裆里。
周立民很少讲笑话。偶而讲一个，也是冷笑话。也就是说他讲的笑话，逗得旁人大笑，而他自己从来不笑。这时大家都笑了。他没有笑，依然从容地往下说：匡司令在这方面的笑话多嘞。他的蚊帐一年到头难得洗一次。他特意选在一个太阳大的日子洗蚊帐。又是脚盆，又是提桶，又是搓，又是揉。洗了一通，他把蚊帐晾在公社院子里的晾衣杆上，转身准备去公社食堂吃早饭。忽然听到公社妇女主任在身后喊他：匡司令你的蚊帐怎么是两种颜色？他没有回头，边走边答：那不可能。一样的帐子布，怎么回两种颜色？妇女主任说：硬是两种颜色嘞！你看看罗！他回头一看，发现的确是两种颜色。他觉得奇怪。返身走近蚊帐一看，找到了原因。妇女主任站在他身后，笑得哈哈直滚。周立民说到这里，停了停，对我们问道：你们猜猜看？匡司令的蚊帐洗了，为什么会变成两种颜色？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有点迷惑不解。其他人却都笑得前仰后合。陈福初悄声告诉我：有的地方洗透了，有的地方还没有打湿。看起来不就是两种颜色吗？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讲完匡司令的种种趣事，县委常委王少春说：你们知道解县长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吧？那才经典啦！解正南同志学骑自行车，在沅水北堤王家月段的堤面上猛踩，被洲口公社党委书记林邦荣等看见了，就喊他下车吃饭，告诉他有清炖鸡、清炖鱼，还有泥鳅、黄鳝，都是他喜欢吃的一些东西。解正南同志边踩自行车边回答：我下来不得，我下来不得，你们只管吃，我走了。林邦荣想追上去扶他下车，他踩得飞快，根本追不上。他一线风到了坡头镇上，对街道两边的人大声喊：快些，帮我把车子抓到。从邮电所出来几个人，帮他扶到自行车，他才下来。
童自政（坡头公社党委副书记）：我一回跟黄子健同志骑自行车下大队检查工作，黄子健同志走前头，前头一个甘蔗眼，旁边没得好宽一条路。他这边一望，那边一望，喊：扎老馆！招呼些！莫绊到眼里去哒。话还没落音，他自己绊进甘蔗眼里，身上摔伤了，伤得蛮狠。我心里好笑，又不好笑出声。他招呼我莫摔进甘蔗眼里，话还没落音，自已摔进了甘蔗眼里。你说好笑不好笑。我忍住笑，伸手拉他，他个子又高，身体又重，我的个子，体重都只有他一半，硬是拉他不起来。这时恰好来了一个社员，同我一起把自行车拖起来，又把他扶起来。
王少春：骑车子绊了跟头的人有个特点，爬起来不是揉伤，也不是看自行车摔坏了没有，而是先看旁边有人没得。如果没得人，就看自己身上的伤。如果有人就装得一点事都没得似的。
周立民：如果旁边有人，就大骂自行车。这狗日的车子，链条不晓得何门搞的，硬不好骑得很。
这时，公社食堂的早餐铃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