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在清代，盐商的垄断地位更为巩固，对盐买卖的垄断程度更为深刻，对灶户的剥削更为严重和肆无忌惮。清代场商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在生产领域对灶户的剥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一，“出租灶地”，与灶户建立起租佃关系。
所谓灶地是指在古代榷盐制度下，由国家把土地分给灶户设灶煮盐的土地。
灶户对灶地仅有使用权，并且同民户交地租一样，灶户要向国家交盐课，盐课的征收是以封建政权把土地分给灶户作为前提条件的，相当于农业中的地租。
明朝前期，榷盐制度是严格的官买官卖式，在此方式下，封建官府与灶户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明朝中后期，中国古代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盐商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始从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中国帝制社会末期盐商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此时“最大的商业资本之一”。
虽然在明初的一段时间里，官府还严格控制着盐业生产和盐税，“洪武中，每灶一丁，给工本钞二贯。又给以草荡灰场，此即官与牢盆之意也。”（《皇朝经世文编》）
后来开中制的实行打破了这种均衡，“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复初制。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明史》）
盐商开始参与盐业生产，可以说，开中制是封建盐法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商业资本开始插入盐业生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是存在于帝制时代农业经济中一个难以改变的问题。少数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以种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而使其沦为佃农。这样，土地开始私有化。随着兼并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与地主之间控制与依赖关系也在逐步的加强。
与民田一样，在帝制时代末期，灶地也处在被兼并的境地，灰场和草荡本来是灶丁们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存命脉，是由国家供给。
但是那些豪强、富商们为了垄断盐利，疯狂的兼并和买卖灶地，“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明经世文编》）
一般而言，土地兼并会导致兼并者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封建政府大多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灶地被兼并后，封建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抑制兼并，而是默许了这种兼并，并通过改变盐课的征收方式来维系国家对盐课的征收。
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此法始于明代成化年间，也就是在此时，盐商队伍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边商与内商。
“……淮浙盐不能给，乃配支长芦、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于各边中引者，谓之边商；于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明史》）
边商、内商的出现不仅使盐商进一步纳入盐业市场，而且也使一些商人资金投入更多，能承受风险更大，最终导致大盐商的出现。成化年间由征实物到征银的改革，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一直到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才使折色之法制度化。
嘉靖年间，虽然一些地区“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但是，许多地区已经完全使用“折色”，“自此法坏于折色，而商始不开屯。”（《清世祖实录》）
其实，盐课纳银与灶地私有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过程。
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朝历代盐商折色纳银多少的分析，认为明朝盐课银“从每引纳银八分增加到每引纳银三、四钱，直至一两三钱，意味着盐税在明王朝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这种转变的意义绝不仅如此。洪武年间每引只纳银八分表明当时封建政权主要不是向商人征税，而是直接榨取灶户、直接垄断盐的专卖来获取财政收入。”
成化、弘治后，当每引税银增加到三、四钱，甚至更多时，帝制政权已把征收商税作为从盐业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了。从现象看，帝制政权对商人的榨取是加重了，但是，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封建政权正在逐步把对于盐业直接生产者的统治权转让给商人，商人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与剥削正在加强。”
可以说，盐课征银是封建政权向灶地兼并者妥协的产物，“在灶地私有化后，折银的盐课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的赋税。帝制政权不再通过直接垄断盐的买卖，而是通过征收盐税来获取财政收入。既然盐已不再由封建政权垄断，盐的买卖也就不再在帝制政权与商人之间进行，而转移到商人与灶户之间去了。”
商人与灶户间的关系随着万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十字纲法”的颁布而固定下来。“在册盐商在盐业社会经济中，遂与盐业生产者灶户构成更加密切的关系。……最终形成以商人行销纲盐、食盐、票盐三大商盐的格局，并且介入盐生产和收盐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得支配地位。”
商人进入盐业势必造成盐商对灶户控制的局面，其中，对灶户基本生产资料灶地的剥夺主要表现在灶地的私有化上。
如清人俞德渊言“惟此法施之，商亭，商鐅，则顺而易。行之灶亭，灶鐅，则逆而难。盖商亭、商鐅商产也。灶土、灶亭、灶鐅灶产也。以灶户自置之产而一旦属之商人，无异掠贫民之业。使富民代为管领，以世业而变为佃农，孰甘心焉。况商之殷厚者，其经理多委之商夥商厮，此辈专以剥削为能。借贷则要以重息，秤收则勒以重斤，灶既积怨于商，必与民贩勾通盗卖，其势然也。”（《皇朝经世文编》）
此时，灶地买卖限制更为宽松，灶户失地的情况更为普遍和严重。面对此情况，清政府一方面使盐场灶荡归于地丁，如“雍正三年，奉文丁归地征，……草荡、海滩并内地成熟，各则税荡之上，按亩计弓完纳。”（《重修两浙盐法志》）
另一方面，清廷对商灶买卖则以姑息，认为“灶荡卖与场商，与卖与民户，微有区别。盖民户既不务煎，又不办运，其所买荡地，不过图得草薪，或以供炊，或以外贩。且草荡或肥沃，即思私垦，于煎务实属有害。场商业在买补，其心本欲广产，所得草荡或买自灶户，或灶户以之抵欠；该商无不募丁樵采，或佃租摊晒。”（《清盐法志》）
如嘉庆三十年，议准长芦“丰台、芦台两场滩副，灶户无力勘晒，准租给商民，或与商民夥晒。凡停晒未久，修滩工本较少者，限五年准其另租。”（《清盐法志》）
灶户需要灶地来维持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土地进行生产，大多数灶户只能租入盐商的土地，盐商通过与灶户建立租佃关系，实现了对盐业生产的垄断。
除了灶地，灶户的生产资料还包括用于煮盐的盘鐅，“从来场灶烧盐之具，深者为盘，浅者为鐅，设有定数，无许过额，而煎烧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皇朝文献通考》）
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明朝万历之前多有官府供给，当万历四十五年两淮开始“盐引改征折价”之后，这些生产资料由于所需成本较大。于是，“官铸盘铁锅敝之制遂止”，而改为“众商出资本鼓铸”“以应灶用”。这样盐商实现了对灶地之外生产资料的控制。
到了清代，此法已成定制，“两淮煎鐅，向系商人呈明开铸，分卖与灶。”灶户购买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资金一般是从商人那里借贷而来，“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戶获利无多。”（《皇朝经世文编》）
这些用于维持灶户生产的资金被称为养灶银，何为养灶就是“场灶贻收有盐斤，听商收配，再给本银，接续煎晒，名曰养灶。”盐商养灶原因如闽浙总督杨景素所言“调剂盐商，发本养灶贾以恤穷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这样，灶户与盐商之间就建立了不公平借贷关系。
二，“举钱济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
所谓举钱济灶，就是指盐商为了满足对灶户的剥削而借贷资金使其维系生产的行为。
通过“举钱济灶”，在盐的生产领域，盐商与灶户之间建立起了“非正常”的借贷关系，盐商实现了对灶户的高利贷剥削。
制盐工本在明中期之前，则由官府根据盐场的大小配给实物工本，明中期盐法改革之后，工本由发实物改为发钞，不久朝廷废除对灶户的盐钞供给。
这样从半农奴状态脱胎而来的灶户十分缺乏资金，非但生产费用难以筹措，而且因为官府工本早已停发常常连日常生活也穷于应付，于是商人资本乘虚而入，通过预支工本的形式，取得了灶户全部产品的支配权。
各盐区盐的生产方法不同，产盐所需工本也就不同，海盐采取煎或晒法，而池盐采取晒法，井盐采取煎法，其中，晒法包括滩晒、板晒等方式，晒的成本低，煎的成本高。如“滇省煮盐柴薪，多向他处购买，工本愈重，灶户不免拮据。”（《清高宗实录》）
所以，云南池盐“第开畦颇费工本，非盐丁所易办。故后世盐法，仍系捞采于池者多。国朝顺治六年，裁去盐丁，盐归商种，而种治之法始详。”（《皇朝经世文编》）
灶户“称贷于”商人除了因朝廷供给工本银取消之外，还有自然因素。
中国古代的盐业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采取煎、晒方式进行生产。所以，自然条件往往对盐产量及其灶户生产资料产生制约和破坏，其中尤以海盐为甚，“大较盐之盈缩，系乎雨旸，贵贱视乎薪价。晴久得盐多，雨久得盐少，薪贵盐价贵，薪贱盐价贱，必然之数矣。”（《海盐县图经》）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遭受水灾，灶户的生产资料缺乏，至“灶煎不继”，影响盐的生产。为了获取工本，灶户不得不向拥有巨额资本的盐商称贷，“向者灶户值阴雨久，即赴场商借贷钱米，天晴煎盐扣还，前后套欠既多，往往有逃亡者。如成灾稍重，场商必多方捐赈，所以有盐义仓之设也。”（《皇朝经世文编》）
在许多盐场都有类似的盐义仓的修建，名为义仓，灶户借贷是有条件的，如福建各盐场“皆系商人就近建仓，预将工本，给予灶户，随晒随收，灶户衣食有资，盐斤不致透漏，商、灶两得益。”（《清盐法志》）于是出现了“灶户烧盐，售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
而灶户一方面认为灶产为己业，一方面因为盐商唯利是图，收盐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清史稿》）
所以，灶户本身不愿意借资于商，如清代“淮南各场，有商亭、灶亭、半商半灶之别，又有盐色售价高下之差。商亭产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盐，照计火归垣。每桶二百斤，两桶成引。每桶给价钱百文至八百文止，盐价例无长落。即有灶丁借欠调剂，通计每桶约加百文而止。半商半灶者，穷灶借垣商工本煎盐，桶价与商亭等，此皆利在场商、垣商者。”（《皇朝经世文编》）
无论是“出租灶地”还是“举钱济灶”，盐商的目的是通过此方式来压低买价，以实现垄断利润。
在《清盐法志》中详细记载了商灶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清初於各场设立公垣，以为商灶交易之所，盖已非官仓之旧矣而运商又不自赴场，皆令人承领课本立垣代买，嗣有自行收买以转售於运商者是为垣商，亦日场商，其後垣商亦有出资自置亭池者，此又淮南之商亭灶亭淮北之本池，客池所由别也。垣商收盐淮北以筐计，淮南以桶计，斤重价目，皆有定程，兹并记之志垣收。”
随着场商已日益成为向灶户土地、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人，场商又垄断了盐的收购，场商对灶户的统治正在日趋严密。
三，盐商对灶户的剥削方式
第一，大桶中盐，重利收债。
在清代，各盐场收盐的器具多有不同，且有明确的标准，如两淮盐场“淮南以匡计，淮北以桶计。”
以淮北为例，盐桶的选材多为木制或铜质。一般而言，铜桶较为标准，清初期各场多用铜桶，后来场商为了牟利，而改铜桶为木桶。清代各时期，桶的标重规定多不同，如乾隆三十年正月“定淮南各场灶盐交易以两桶配一引，每桶各重二百斤。”（《清盐法志》）
同年七月，准“淮南纲盐以四百斤捆运出场，两桶配成一引。淮北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并，引计重八百四十斤，照此收买捆运。”（《清盐法志》）
同治四年，又重新“核定淮南各场桶价”。同治十二年，准“淮北收盐每框重五十五斤，两框为一担。”（《清盐法志》）
当盐商与灶户间建立借贷关系，盐商则以“预支定货的形式直接控制灶户”。
包世臣在《淮盐三策》中记载“灶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无以为生。”（《皇朝经世文编》）
本来灶户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广东盐场灶户的境况“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皆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三、二亩，春则先修基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卤。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踰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箐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卤。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尔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商人，盖困蔽未有极也。”
两广盐场灶户如此，位居清代盐业经济之首的两淮则更甚，“灶户煎丁，滨海穷民，最为艰苦。”但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将盐桶放大，任意浮收。乾隆三十年，两淮盐政普福查知此弊，上奏曰
淮南纲盐每引额重三百六十四斤，而至场买运至所盘交捆，筑不无抛散折耗兼之。五六七八等月有例加卤耗。前任盐臣高恒定以每引重四百斤捆运出场，至仪所仍照三百六十四斤掣挚。如有多斤扣配生引附运。各扬商俱有代办之人，在场收买灶盐，名为场商。有即领运商课，本立垣代买者；自行收买转售运商者。若辈惟知自利，不恤灶艰。而灶盐交易，向系用桶量收，实多滋弊。亦经高恒校准四百斤之秤，又饬各分司照四百斤之数核定每桶二百斤，两桶配成一引，合称发运，立法已属尽善。乃该场商等渐次懈驰，奉行不善。臣亲至通泰二十三场，将伊等自收灶盐之桶，用官秤逐一秤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总无与官秤相符者。而伊等转售扬商，仍以官秤四百斤捆发，且有一种掀手量盐轻重松实，从中取利。若按一纲所出一百五、六十万额数，每引多收三、四十斤，核计则浮收灶盐十五、六万引。各场商竟侵渔盐价银十数万两，自应及为整顿。（《清盐法志》）
通过这种收盐方式，就两淮盐商而言，计算其一年的额外收盐剥夺利润，就可获得数百万两白银。不仅两淮，其它盐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广东岭南盐场“海边灶户烧盐，及盐田晒盐之人，俱极贫极苦，无家无室。以蓬席为居，弊衣草榻，官商与之买盐，量给盐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负担飏去，不知所之。盖此辈从无积累，随烧随卖，糊口而已，真所谓穷民无告者。今况每亩增加灶税，此辈愈困，所谓恤灶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课也。”（《岭南杂记》）
两淮盐政普福面对此种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即当另置二百斤准桶，传集商灶公同较准。另置桶架，上安盐漏，将盐倾入，听其自满，以绝掀手之弊。随将架桶一并量明尺寸，饬发运司照造。刊刻年月烙印分给各场尊用。但查各场商如不示以儆戒，恐将来故习复萌，贫灶终受其累。现饬自本年乙酉开纲起至发新桶日止，查明各垣多收实数，于各场商名下照追充公。失察之分司记大过一次，场员亭升胆敢抗挺不缴，立掣盐追治罪。并将分司场员参处分，赔至淮北例行并引额重七百二十八斤。而海州三场必须预行赶运，堆储日久折耗甚于淮南，是以捆运出场向例。每并引重八百四十八斤，至淮所掣挚乃照额定斤数，多斤配运生引与淮南无异。独晒扫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但框担斤重价亦高下不同，今核定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引，记重八百四十斤。饬令场商照此收买，淮南亦照此捆运出场，不得稍有逾越，奉旨允行。（《清盐法志》）
此办法主要在抑制场商大桶浮收之弊，但是，由于利益的趋使，此种状况一直到清末仍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另据《清盐法志》“同治四年七月核定淮南各场桶价”条载，“……又查各场盐色不加讲求，日渐湽黑，各垣商不问盐色高下，只知大桶横收，克扣桶价，以致灶户以尖盐透私，以次盐归垣，盐色日坏，及宜大加整顿”。又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禀准淮北收盐每筐重五十五斤两筐为一担”条载，“近年垣商违制加框情弊，非弗验框口不足以折服。”（《清盐法志》）
此外，重利收债是盐商在大桶中盐的基础上剥削灶户的一种方式，如陶澍在《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中揭露道“商人为利是视，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
第二，权衡子母，压低场价。
盐商除了大桶中盐之外，还以借贷的方式“将低银放与各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通过剥削子母获取高额利润。清人朱轼在“请定盐法疏”中称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盐复有余，且恃私盐事发，罪亦不及，是以敢于售私。”（《皇朝经世文编》）
有人认为，场商通过此种方式向灶户收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如“淮、浙之商以母权子，资每百万，数十万。先授价於灶户，然后收盐即有短少分毫，以先价后盐，……灶户无甚亏损，独闽商凭借势豪，束手而来。其所为本，不过挂旗号纳盐引二项，至於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多招无赖二三百人，人给工食每月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不等，四路巡拦每晒盐之家皆此辈。坐守颗粒不许存留，悉归商馆。及盐到盐馆，但出空收贱，则每石五分四分，贵亦止每石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其卖之本县行盐地方，少则四五钱，多则八九钱。民苦贵盐哑口吞声不敢舆较，而又于引盐之外尽收场盐私卖外县商人，则又不止数倍。以故奸商之射利者，钻入于场土棍之游手者，丛聚于商彼此吮膏吸髓，尽浦之编民舆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肉，而归之岁不下二三万计，民困、丁困，商宜得计矣。”（《云霄厅志》）
除了权衡子母，盐商还以克扣场价的方式剥削灶户。有些以晒法产盐的地区，收盐是有季节性的，如在旺月收盐，此时盐价会贵一些，灶户的盐能卖上个好价钱。而具有收盐专利权的场商们“惟知利己，每次额课到手，皆别项营运。或于盐少之时，预放利帐图扣。或俟盐多无售，乘机贱价勒买。”（《清盐法志》）
面对此种情况，清廷不断加以禁止，即“遇旺产之年，其盐觔亦尽数饬商收买。”如乾隆七年正月“以场盐旺产，严饬场员督催场商尽数收买，并饬淮商随时发课。”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奏准“酌定煎丁工价，不准折扣，并严禁商人克扣桶价。”（《清盐法志》）
运司恩铭祥称“本司前以淮南各场归垣之盐数太少，透私之盐数尚多。差得各场煎丁透私之故，阙有三端一由垣商之不收；一由私枭之勒逼；一由桶价之太小。”（《清盐法志》）
“垣商之不收”是主要原因，场商以盐少之日收盐，旺日不收以达到压低场价的目的，以从中获利。
上述盐商专收情况，不仅导致灶户的贫困，也是私盐产生的原因，如清人王赠芳称灶户煎盐，总期各商收买，以资糊口。今则商办日乏，每至旺煎之时，商不收盐。加以商之于灶，大桶重斤，多方取赢，又复勒令短价，拖欠不清。于是灶户之盐，不乐售于商，而售于私。”（《皇朝经世文编》）
陶澍认为:私枭所贩之盐，即系场灶所产之盐。如果商人能收买余盐，何致有私盐可贩只因商不能收，而灶户穷困，偶有透漏，以资朝夕，遂致辗转负载，积少成多，而无资本无身家之匪徒聚而成枭。”（《陶澍集》）
总之，盐商的专收特权是清政府给予的，有了这样的后盾，盐商可以任意的剥削灶户，在盐商暴利之后，则是灶户常年暴露于盐场，饱受各种辛苦之境况，且“赢利甚少，不得养赡”。在官商的逼迫下不得不铤而走险，以透私而求生存。这种情况，即使在陶澍改革后也未发生改变。
如光绪二年六月，前江西粮道段起等奏“……桶不画一，不特煎丁之苦乐不均，且盐数之盈绌无定。各场样桶向以二百斤为准。近来各场灶户，纷纷以大桶为词。同治八年，遂有伍佑京控之案，虽其时暂为了结，而根本未清。今职道等所到各场，闻灶户聚众欲控，皆经人劝散。而採访各场桶价不能一律。此时如亦为揭破，则灶户刁风亦万不可长。恐凝大局，而亨商大桶收盐，实亦不得其平。”（《清盐法志》）
盐商不仅通过大桶中盐、压低收价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还通过囤积居奇、任意涨价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以获取巨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