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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一回冯玉祥长城抗战吉鸿昌北平遇害(上)
    话说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即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1933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先后作了《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今日军人救国与自救之路》、《国家兴亡在军人》、《我们要做现代军人》等演讲。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患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一周后,蒋介石又召集赣、鄂、豫、陕、苏、浙、皖七省治安会议,邀请各省政府主席和剿共部队长官出席。蒋介石作了《对各省保安处的希望》、《检点团队的意义和责任》等讲话,对整理部队、训练民团、办理保甲、实施清乡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责令各地严格执行。同时,他加紧调兵遣将,从各地抽调大批军队开赴江西。
    5月2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剿匪事宜,直接指挥对江西苏区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接着,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师长、参谋长云集南昌行营,研究围剿方略。蒋介石在会上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鉴于“围剿数年,损失惨重,士气为馁,将领疑惧”的教训,蒋介石要求与会将领着重总结屡战屡败的原因,研究围剿战争的规律和方法,制定第五次围剿的方略。会上,蒋介石采纳了柳维垣等人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并交会议拟定其具体实施细则。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赠送各与会将领人手一册《作战手本》和《剿匪手本》,目的在为其“堡垒政策”奠定认识基础。
    在此期间,蒋介石电告汪精卫增拨军费。汪精卫立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增拨军费的方案,并责成国民政府饬财政部筹款。财政部一面增加赋税、增发国债,一面举借外债;旬日之间,筹集到一千八百万元巨款。蒋介石则以此巨额军费,向美、英、德、日、法、意等国,不断购买大批飞机、坦克、大炮,化学毒品等军火武器,源源不断的运往南昌、九江、武汉、广东等地,装备围剿各军。
    自七月始,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各部的中、下级军官进行分期分批轮训。他聘请了德、美、意等国军事顾问七十余名,讲授军事技术,参与剿共计划。蒋介石在牯岭饭店召集全体教官和顾问,指示训练要旨,强调作战方略。声称:“此次训练唯一之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训练的方式、设施、动作、技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匪区的实际地形进行训练。”接着,他向接受训练的军官讲演,反复重申训练的目的。训练团以《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为主要教材。其内容是:对行军、宿营、侦察、搜索、警戒、战斗、通信联络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把各级军官和士兵所必须遵守的事项,都编成歌诀,要求官兵背诵,熟记不忘。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坐镇庐山,每日亲自讲课。先后讲授了《剿匪要实干》、《革命军人的责任是安内攘外》、《庐山训练的意义与革命前途》、《剿匪军官须知》、《军官自勉之道》、《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军人精神教育》、《革命的心理:诚》等内容。他的讲授重在灌输反共思想,鼓舞制胜信心。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革命军人必备之八德;八德不可缺一,方能完成革命大业。”他要求军官们“做一个现代的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服从领袖”。为此,训练团规定,每逢提到“委员长”或“领袖”、“校长”等称呼时,必须起立立正。
    为了笼络人心,鼓励效忠,蒋介石专门命人定制了“中正剑”作为“殊荣”,颁发给学习优秀、表现突出的军官和“天子门生”佩戴。“中正剑”因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而得名,剑身上还刻有“成功成仁”四字。蒋介石在给军官们授剑时,直言不讳地说:“凡与共军作战,必须勇敢杀敌;如杀不尽敌人,打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人时,就要用此剑自杀,决不当俘虏。即不成功便成仁,誓死为党国效忠。”每个接受此剑的军官心理都明白,这是蒋介石控制属下的精神枷锁;所谓的“中正剑”,实际上是“自杀剑”。
    军官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格外强调:“要根据江西南部多山的特点,以及共军作战的特点来进行战斗演练。尤其要格外注意研究山地战、堡垒战、搜索战,要专门进行爬山训练。”“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行军所至,务要建立起碉堡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要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构筑碉堡群与军队应齐头并进。务期星罗棋布、攻守相助,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二十三期,先后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在此期间,蒋介石迭次电令各剿共部队,务要虚实结合,在编制、装备、运输、行军等方面因地制宜,加以调整,以利轻装、机动。他责成沿线地方政府“务要竭泽而渔,实施堡垒计划”,筑成梅花式火网,使共军无法通过,藉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彻底摧毁、消灭红军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半年之间,国民党军队与各地政府配合,共在苏区根据地外围修建碉堡一万四千二百余座,达到了碉楼林立、堡垒森严、火网相连、密不透风的程度。
    蒋介石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半年,正要向江西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之际;不料,风云突变,却被如火如荼的长城抗战打乱了其计划。
    原来,日本侵略者自霸占了东北后,通过伪满洲国操纵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在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溥仪名为“执政”、“皇帝”,实为傀儡。日本关东军作为溥仪的“太上皇”,严密控制着溥仪的一言一行,操控着各级行政权力。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物。《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资源。关东军据此组织经济调查,炮制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三井、三菱等财阀势力陆续进入东北,经营各种企业,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先后向东北移民一百多万人,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在文化上,日伪当局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在各级学校一律采用日语教学,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不准学生使用“中华”、“中国”字样,禁止在任何地方悬挂中国地图。
    日本通过经济掠夺和大量移民,迅速摆脱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后,日本便以东北为基地,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其第一个目标就是热河省。日满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大肆造谣,称:“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特使,游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要其尽快“归顺”,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威逼驻扎在临榆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就范,实行“独立自治”;但却遭到汤、何二人的拒绝。
    日军在诱降不成后,便图谋动用武力。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城,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其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在江西围剿红军,对何柱国部不予支持,致使山海关在三日内失陷。随后,日军开始向热河省进犯。驻守热河的国民党汤玉麟、万福麟两部大军望风而逃。汤玉麟截留二百五十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惶惶然逃出承德。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个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
    承德丢失,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却有意包庇,为汤玉麟开脱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三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进行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奋起御敌,誓以“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白天,他们凭垒阻击,浴血奋战;夜间组成大刀队偷袭敌阵地,砍死大量日军,大刀队勇士亦多壮烈牺牲。日军多次进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冷口驻军黄广华师也顽强抵抗,英勇杀敌。日军的嚣张气焰被遏制,不得不停止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双方战事呈胶着状态。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和作战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白刃战的方式,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受到沉重打击。
    长城抗战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播。平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报道、评论,全国各界民众热烈响应,大力声援,要求国民党当局乘势而动,实行全民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却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谋求对日妥协。不仅拒绝派兵支持,反而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长,专门负责对日交涉。
    四月初,日军大量增兵长城各口,再次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七昼夜,却被汉奸率领日军从滦东打开缺口,迂回包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军情万分危急。
    正当中国守军艰苦鏖战之际,何应钦、黄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次电令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的路线撤退。长城各口守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泣血挥泪,奉命后撤。
    中国守军撤退后,何应钦派北平总参议熊斌赶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正式会谈。熊斌在谈判中俯首帖耳,对日方早已拟好的协定一字不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一线之西南地区;将冀东、察北、绥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此自由行动。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长城抗战起雄风,中国健儿多奋勇。政府屈膝签协议,丧权辱国留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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