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揪着裙子的手指松开了，人也往后走了两步，只是一双眼睛在她与那位警察先生之间来回看着，透出一点怯怯的神色。谢方思也下意识去看了那警官一眼，弯着腰安抚她道，“不要紧，我认得他呢，快回去吧。”
她撅了噘嘴，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回身后的楼房里去。
遥遥走了，谢方思这才站直了，对着眼前的男人点一点头，说了一句“好巧”。
那警官也回以点头，抿着唇往她身后的楼房看了一眼，淡淡道：“这里住了一位外文教授，从前在震旦大学任教。”
他这样说，恐怕是对自己的行踪感到质疑。谢方思暗想，这个人平常说话都像是在审问人，那种警察特有的言行做派，实在是根深蒂固了。为避免误会，还是微笑着解释道：“对。我如今做他的助教，协助编订一册教科书。”
解释完，忽而耸了一下肩膀，玩笑似的道，“这一下，总算是洗脱我的嫌疑了吧。”
那警官想不到她会说这样一句似的，有一瞬间的微讶，随后竟破天荒露出一点笑容来——说是笑容实在勉强，不过是嘴角微乎其微地向上扬起一点罢了。不过也很能让人领会，他对面前的人已是全然不怀疑了。
谢方思心里一松，自觉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便又略一点头，道了一句“再见”。
傍晚五六点钟正是各处机关单位下班的时候，她便猜想那位警官也是住在附近，正要下车回家。原本想找机会问一问冯教授的，想不到第二天工作间隙休息时，冯老太太主动问起来，“谢小姐，你昨天出门的时候遇到住在对面的李先生了吧？”
谢方思一时反应不出李先生是谁，愣在那里。
只听冯老太太接着道：“遥遥昨天一回来就躲进了房间，晚饭时候才说看见李先生找你说话。咦？你们竟然是认识的吗？”
谢方思这才知道那警官姓李。距离上一次的乌龙事件已经过去一个礼拜，现在回想起来，更多是觉得哭笑不得，道：“我说了您大概要不相信，我先前因为一点误会被误抓去过警察厅，所以见过那位先生一面，认识倒还谈不上。”
冯老太太便笑道：“难为你不怵他。不过，你不要看李先生成天冷着一张脸，他人蛮好的，待人也客气。就是遥遥胆子小，看见他就到处躲。”
说到这里，连书桌后喝茶的冯教授都忍不住插话，感慨道：“遥遥是小孩子心性，等她大一点了就知道，这世上逢人就笑的未必是好人，瞧着凶神恶煞的，也不乏赤诚的忠义之士。”
冯老太太道：“你的言下之意我听出来了。不说世上如何，眼下你这话，是大大偏向了李先生，认为他是忠义之士了。”
冯教授承认不讳，甚至有些激赏地道：“他还不算是吗？别的不说，自从他当上警察厅的副手之后，你看看沪上大街小巷的烟馆被查办了多少处，也就明白了。”
谢方思在边上静听着，心想，我之前被捉去警察厅，不也正是因为碰上他们稽查烟馆的缘故吗？我的经历，倒是很可以为这一段对话做一个佐证。与此同时，除却认同他明智明理，对于这样一位为社会除害的人物，也生出许多敬佩之心来。
因为那位李警官正是住在对面，下班时便常有碰面，谢方思每每颔首致意，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点头之交”。
就这样平平静静过了小半个月，白海棠的电影也快要拍完了。只是这一个星期六，刚过下午三点钟，白海棠便推开了自家洋房的大门，兴冲冲地在屋里四处小跑着找人，高跟皮鞋踩得地板嘚嘚作响。
谢方思听见动静，从书房里出来看，见到是白海棠时还很惊讶，问道：“今天回来得这样早？”
白海棠却是满脸的神秘兴奋，将她的手一拉，便往大门外走去，“你快跟我来，我要请你帮一个忙。”
谢方思被她一路拉到丁香街临靠的马路上，那里竟停了一辆小汽车，她被白海棠轻推着坐进了汽车里，仍是一头雾水，追问道：“出了什么事呢？还是同出资方的洋人办交涉吗？”可心里又觉得不是，电影都已经顺利拍摄完毕，还有什么交涉可谈？
白海棠在她身边稳稳地坐好了，掖着旗袍上的细褶子，又清了清嗓子，微笑道：“我现在要暂时实行保密主义，等你到了地方，自然就知道了。只是我要说，这实在是个绝无仅有的好机会！”
谢方思便想，难道又是要为我介绍新工作吗？难为她这样热心地处处帮我留意，便随她去看一看吧。
汽车在一栋大楼外停靠下来，谢方思下了车，才发现竟是到了白海棠的电影公司，正门口镶嵌着“德美电影公司”的招牌。
她只当是电影公司有外文翻译的需求，便跟着白海棠一路往里走，一直走到三楼的某一处房间，开了门进去，只见房间里男男女女近十号人，一双双或好奇或探究的眼睛，投影灯一般齐齐射向自己。
谢方思心里正狐疑，其中一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已然走到跟前来，对着身边的白海棠问道：“你说的朋友，就是这位小姐吗？”
她隐隐约约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似的，在脑海中好一番搜索，才想起她叫王馥梅，曾经在公园给自己递过名片，只是自己并没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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