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辞在京城却让很多人头疼不已，沈辞每每上朝时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必然在暗讽孙秉德，不客气地开口骂也是常事。
到了后来，别说孙秉德了，一众言官都有点怕了他了，从没见过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骂十句也能当做没听见，还敢怼回来，转头就抛之脑后，根本没把事放心上，这骂了也没有任何成就感，还把自己气得半死，何必呢？
于是沈辞倒是因为这奇怪的原因在一年后落了个耳根清净，孙秉德和一众言官都放弃继续盯着他，只要他别做什么出格的事，理都不想理他，巴不得他天天闭嘴千万别再说话。
对此结果，他自然是乐见其成，心满意足地在上朝时当起了哑巴，只有在他快打起瞌睡时，谢如琢才会突然叫他一声，问个不痛不痒的问题，逼他说两句话。
大虞在战事上一路顺遂的十年间，朝堂上也发生了不少事。
杜若在国子监待满三年后，因政绩卓著，被调回兵部任侍郎，正好三年时间已有第一批国子监学生结束学业通过考试进入翰林院，虽然杜若只在国子监待了三年，但这一批学生都是拔尖的，以后必然成为后生中的领头者，又与杜若是师生，众人都看得明白，以后朝堂风向是不变也得变。
孙秉德那年推的新政这几年照样还在继续，为了不砸自己的招牌，孙秉德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每年召集六部做下年预支都可称兢兢业业，没有马虎过，回了坪都后，国库的银子能一直有结余，孙秉德有很大功劳，不然谢如琢也做不到五年内连本带利还给扎布苏当初借走的二十万两银子。
这一政令弊端也必然是有，当初谢如琢与杜若猜得也八.九不离十，六部能钻的空子依然不少，一开始就多报些钱，事后账面做点小动作，六科给事中也很难看出来，遇到突发的事，六部也可以仗着外人不甚了解具体情况，把小事说大，大事说得更大，趁机挖一笔多于实际需要的银子，最后要查也无从查起，不给还显得朝廷对这件事不重视。
这些弊端每年都存在，孙秉德有时候也被这些人磨得焦头烂额，不过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贪腐之风经过几年时间已得到了遏制，与从前相比大有改观，现在看到的弊端也是可控的，况且这也无法避免，以后的事只能等以后再说。
京中的贪腐是治得差不多了，在隆兴七年时，孙秉德开始把目光放向地方上的贪腐问题。
之前谢如琢就明白，孙秉德需要一两个政绩来给自己增色，有了六部新政这一个还不够，再来一个自然会更好，既然他已经打算惩治贪腐了，不如做个彻底，以后留下的名声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地方上，孙秉德的方法参照的就是六部现在的做法，大虞地方衙门维系日常开支的银子都是自给自足的，朝廷不会给一个铜板，地方怎么用朝廷也管不着，这也就造成地方上贪腐反而比六部更多，有些地方还天高皇帝远的，根本不知道内部都成了什么样。
现在地方上银子开支要和六部一样在年末时做一份预算，上报朝廷，之后每多支一项银子就要再次上报，保证收支明晰，而这一内容也会算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有上报不及时，收支不明的，政绩考察将有很大影响。
为了推行这第二个新政，孙秉德又忙碌了许久，至少前三年是都没得空，和六部一样，要五六年才能稳定下来，顺道看看效果，对弊端也要及时填补。
谢如琢照样没有插手这一新政，左右是好处多于坏处的事，有人愿意奔波劳累，他乐得清闲，而且孙秉德一忙起来，就没空和他较劲了，日子更是舒畅不已。
不过孙秉德与杜若的争锋是一直都在，自杜若调回兵部后，两人的争锋可称是彻底抬上了台前，平日在朝堂上免不了你来我往地互相使点绊子，但也没有谁完全压倒另一方。
隆兴十三年，内阁空缺三人，其中就包括了韩臻，他因为家中田地的一点小事被言官抓住把柄做了文章，又有杜若一派的官员在背后动作，最后韩臻主动提出致仕，回家养老了，杜若毫无悬念地升任兵部尚书，在廷推中入阁，成为大虞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阁臣。
一旦入阁，内阁商议时就有了否决的权利，孙秉德和杜若的争锋也日渐紧张。
但谁都看出来了，这一局，孙秉德输定了，或许他自己也明白，只是不愿认输。
连韩臻都致仕还乡了，当年与他一起入阁的阁臣也都已年老，可跟随杜若的那批人却逐渐成长，站到了朝堂的中枢之位，在这之后，也会涌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大虞的朝堂终究在岁月的流逝中换了血。
这是注定的结局，当初孙秉德没有拴住杜若，就得不了年轻官员的心，在这局棋中就注定无法赢到最后，可细细想来，他在这个位置上也坐了十几年，似乎真要说输，也只是输给了时间。
隆兴十五年六月，孙秉德上奏致仕，告老还乡。
谢如琢对此并不意外，为此还做做样子地和他来了个三拒三请，最后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亲自设宴为他践行，赐了他一座宅子和许多金银，挑选三大营骑兵护送他衣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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