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仁说，简直是狗屁，成本低可能质量好？
李康仁说，这不就跟种田一样简单的道理？
你少犁一亩地，少施一趟肥，成本是低了，可稻子产量能增加就有鬼了。
不过他很有底气，他是那批工人里能力最强的一个，谁下岗也轮不到他。
偏偏就轮到了他。
他们宿舍开了七个，只留三个。一个厂长妹夫的侄子，一个市工商局科长的表弟，另一个据说给副厂长送了厚礼。
李康仁的叔伯姑姨都不是厂长，表兄弟妹也不是科长，更没钱准备厚礼。
之前跟他关系亲厚称兄道弟的车间主任也翻脸不认人。李康仁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不公，他一肚子火，却没胆去闹事，只能咬碎了牙，卷铺盖走人。
重新找工作没那么容易。那几年农村人跟江水涨潮似的往城里涌，渗进城市大街小巷每一条毛细血管。
效益好的厂子排队也进不去，不好的厂子大举裁人。城市人跟农村人一同抢饭碗，连建筑工地搬砖都要拿号码牌。搬砖抹水泥再累，也比种田挣钱啊。
李康仁死活不想回农村，心一横，去砌墙挑土，可现实因素摆在面前——他十九了，得相姑娘了。
村里媒人问起来，在城里工地搬砖不好听。何况他不想娶乡下女，还是城里女子好。
住机床厂宿舍那会儿，他下铺的小陈谈了个城里女子，叫珍珍。
珍珍这名儿就好听，捧在心尖尖的宝贝似的。不像他们村，花啊菊啊香啊秀啊艳啊丽啊的，俗气。
珍珍长得白白净净，黑发乌溜溜梳了个麻花辫。她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说话小声小气，见谁都眯着眼睛缝儿地笑。
啧，温柔。她不是个大美人，但李康仁可以打包票，宿舍另外九个绝对肖想过珍珍。
数不清的夜里，床板晃动，低绵吟哦，被子里漏出来的女子白得跟豆腐一样的脚丫子。年轻人血气方刚，谁不馋。城里妹子才有滋味。
李康仁离了建筑工地，去了航运公司。他一开始在那儿打零工，给人打下手修理汽渡轮船。
他想攒了经验去搞汽修，反正都是修，修船跟修车差不多，举一反三嘛。他为人大方，讲小仁小义，跟人关系处得不错。
航运公司一个老师傅指点他，说这几年江城在发展，人流量大，货运车客运车流量也年年提升，航运公司要增加汽渡运力。
上头开始重视安全，要规范渡口，汽渡驾驶员得重新学习，统一考证，分派工作。
老师傅说，来我们公司好，搞汽修有什么奔头？几个人家里有车？
李康仁心想，听老人的没错。他抓住这个机会，考了个轮船驾驶证，成了航运公司的正式员工。
李康仁说，那时候汽渡驾驶员是很威风的。
江城三区六县，有一区二县在长江对岸，汽渡的桥梁作用不言而喻。
更别说他终于落了城市户口，有了铁饭碗，以后有国家给养老。
汽渡给他带来了户口，生计，尊严，也给他带来了爱情和家庭。就是在渡轮上，他认识了我妈妈。
他们相遇的故事我爸爸从没讲过，但我听妈妈讲过很多回。
故事很简单，有年夏天，十八岁的江城女孩林卉从江对岸探亲回来，搭船过江。渡轮上整整齐齐停满了车辆，行人不多，三三两两。
她独自站在船舷边，舷外江水滔滔。
那天江风爽朗，她穿了一件白裙子。我父亲坐在高高的渡轮驾驶室里，透过雨渍还没擦干净的挡风玻璃看到了她。
我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他会对她一见钟情，因为她是个美人。
我母亲林卉出身工人家庭，外公外婆是钢厂的工人。她认识我父亲时，在市第二服装厂上班。
我父亲李康仁对她一见倾心，打听到她的厂子后，展开了漫长而热情的追求。
他特地买了辆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还专门买了套西装穿上。
他玉树临风地站在厂子门口等她，引得上下班的女工纷纷侧目。虽然他模样不错，但我母亲林卉被他这攻势吓到了。
她不上他的车，他很聪明，就推着自行车跟在她旁边走，给她讲笑话，邀她看电影，请她吃冰棍。
我长大后知道了一个道理，有些女生很难追，可一旦追到手，她就会对你死心塌地，把之前你对她的好加倍地还给你。
我母亲林卉就是这样的女人。
被追求了一年后，她爱上了李康仁，爱得深沉，爱到领证前因一件小事争吵他打了个她五个耳光她都原谅了，最后还是跟他结了婚，为他生育了孩子。
我从出生就住在航运公司的职工筒子楼里。
筒子楼有六层，一层户人家，一条笔直的走廊上两个楼梯间。
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跟鬼打墙一样。清一色的晒洗制服，左胸印着蓝色的「江城航运」字样。
清一色的木窗、印花玻璃、白绿墙壁，堆满了煤球的楼梯间。
哪怕随意走进一扇门，眼前也是统一的一个大开间，兼具厨房客厅餐厅小孩房的功能，外加一个卧室。
开间摆设都一样，铁煤炉，火钳，半球电饭煲，带纱窗的木碗橱，缠着麻绳的洗脸架，架子上搭着毛巾，上层放着一家人共用的脸盆，手边香皂架，下层放着脚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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