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发”者，非兵戈也，乃和平攻势也。
朝臣中也多有持此看法者——乂、颖同胞兄弟，有啥深仇大恨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架也打过了，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了！
长沙王派出的使者，是新任中书令王衍。
这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宁馨儿”的典故，就是打他身上来的。
长沙王以其为中书令，主要原因，两点：
一，王衍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若说王敦是琅琊王氏的后起之秀，王衍这位堂兄，就是琅琊王氏的中流砥柱了。
也即是说，王衍可为世家大族之代表。
二，王衍是彼时的玄学领袖，论清谈，王夷甫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也即是说，王衍可为思想界之代表。
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时望的人，嘴皮子又利落——擅清谈嘛！拿来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合适不过吧？
长沙王的和平方案是：乂、颖“分陕而居，夹辅天子”。
相当之讽刺。
这个“陕”，指的是后世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的“陕塬”，说的是一段周朝的典故。
成王年幼，两个叔叔——周公旦、召公奭辅政，彼时，周享天下未久，局势很不稳定，周公旦、召公奭乃决定分陕而治，“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如是，周公旦的主要责任：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召公奭的主要责任：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由此，新生的周王朝稳定下来，蓬蓬勃勃，茁壮成长。
何以说讽刺呢？
记性好的读者老爷，当记得王豹曾给齐王冏写信，建议：
“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齐王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
长沙王就是晓得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打上门来，斥王豹“离间宗室，挑拨骨****齐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王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鞭杀之。
此事件，亦成为齐王败亡之导火索。
现在，长沙王居然要打倒昨日之我，效王豹的故智了？
当然，所谓“分陕而居”，只是分治原则之指代，其分治的分界线，并不会还是“陕”——具体是个啥，兄弟俩坐下来谈嘛！
然而，王衍的嘴皮子虽然利落，成都王却一口回绝了这个方案。
理由是：“周、召圣贤，颖何德何能，敢妄拟之？”
说的好像很谦虚，言下之意却是：老六，你何德何能，竟妄想同我平分天下？
这个言下之意，长沙王当然也听了出来，于是，给成都王写了封信，做最后的努力：
“先帝应乾抚运，统摄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业，六合清泰，庆流子孙。”
开头这几句，属于废话，可以忽略。
“孙秀作逆，反易天常，卿兴义众，还复帝位。齐王恃功，肆行非法，上无宰相之心，下无忠臣之行，遂其谗恶，离逖骨肉，主上怨伤，寻已荡除。”
这几句，先小捧成都王倒赵之功一把；但重点却是“荡除”齐王——这个功劳是谁的呀？是俺司马士度的呀！
言下之意：你有功，我也有功，我的功，还比你大些——倒赵，数王合力，你只是其中之一王罢了，且我也出了力；而倒齐，却是我一个人办下来的！
既如此，凭什么我不能同你平分天下？
“吾之与卿，友于十人，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
这个“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长沙虽然把自己也装进去了，但其皮里阳秋之意，同于成都王的“周、召圣贤，颖何德何能，敢妄拟之”：
你既然“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凭啥独享天下？
“今卿复与河间共起大众，阻兵百万，重围宫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将，示宣国威，未拟摧殄，自投沟涧，荡平山谷，死者日万，酷痛无罪！岂国恩之不慈，则用刑之有常！”
这几句，极力渲染己方大胜、对方大败，是威胁，更近乎嘲笑侮辱了——小样，就你那两把刷子，还想继续打下去？
“卿所遣陆机不乐受卿节钺，将其所领，私通国家。”
这两句莫名其妙。
长沙王的本意，是嘲笑成都王不会用人，但目下成都王最失人心处便是以“谋反”杀陆氏兄弟，长沙王如是说，岂非替成都王找了补，其杀陆氏兄弟变成正确的了？
最后，“想来逆者，当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还镇，以宁四海，令宗族无羞，子孙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复遣书。”
不过二字，“威胁”。
还有，留意长沙对成都的称呼——“卿”。
彼时，这个称呼，一般用于以下场合：
同辈之间，地位较高者对地位较低者；或关系亲密，可以不分彼此者。
长辈对晚辈的称呼。
长沙王是兄，成都王是弟，本来，如此称呼，不算过分，但在声望势力上，成都远过长沙，兄弟反目之前，成都面前，长沙一直以下属自居，就便当面，也是以“王”来称呼成都的。
现在，哼哼。
总之，这封信，写的很不好。
既不能以情动人，陈说利害，也搔不到痒处。
成都王如此复信：
“文、景受图，武皇乘运，庶几尧、舜，共康政道，恩隆洪业，本枝百世。岂期骨肉豫祸，后族专权，杨、贾纵毒，齐、赵内篡。幸以诛夷，而未静息。每忧王室，心悸肝烂！”
这个开头，一样算是废话，但“每忧王室，心悸肝烂”，这个站位，就比长沙王高的太多了。
“皇甫商等恃宠作祸，能不兴慨！于是河间羽檄，四海云应。本谓仁兄同其所怀，便当内擒商等，收级远送。如何迷惑，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推移辇毂，妄动兵威，还任豺狼，弃戮亲善。行恶求福，如何自勉！”
这一段很妙，对方的责任，推给皇甫商，为接下来的要求打底；己方的责任，推给河间王——不是我要跟你为难呀！
同时，对长沙王的“迷惑”，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一系列的指责，其实已将长沙王骂的狗血淋头，塑造了一个“昏暴”的形象，但旁人会觉得，这些指责是出于做阿弟对做阿兄的“恨其不争”，可谓情理交融也。
其中，“上矫君诏”“推移辇毂”，是要解构长沙王最重要的政治凭藉，把长沙王的形象，由忠臣变成奸臣。
“前遣陆机董督节钺，虽失机于七里之涧，而收胜于河桥之南，一彼一此，未足增庆也。”
所谓“收胜于河桥之南”，其实是长沙军不欲离洛阳太远，远望河桥，就不再追击了，成都王强行挽尊而已。
“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
最后，“若能从河间之命，斩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颖亦自归邺都，与兄同之。奉览来告，缅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进退也！”
开出和平条件——杀皇甫商。
同时，还是将责任往河间王头上推。
至于长沙王杀了皇甫商之后，是否就真的和平了，谁也不晓得。
但长沙王上下离心，是必定的。
另外，还请留意成都王对长沙王的称呼——“仁兄”“兄”“大兄”，都很得体。
这封信写的……很好。
好归好，但成都王拒绝“分陕而居”，长沙王一样拒绝杀皇甫商——
你那点小心思，我看的出来的！
但对于成都王来说，长沙王杀皇甫商也好，拒绝我的和平提议也好，都是我乐见的。
既如此，还有啥可说的？
打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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