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世之后没多久，工厂经营不善，精神萎靡的徐懋国也被迫下岗。那一阵他总是酗酒，近半年时间不曾工作，直到家里几近弹尽粮绝，他才去一家民营工厂里找了一个技术员的工作。徐懋国年轻时候书读得多，过于心高气傲，在老厂里混了十多年也没结交几个有用的人脉，换工作之后青年才俊一茬茬冒头，他的地位愈发边缘，清高的毛病丝毫未改，反倒变本加厉。
清鸢最终还是辜负了妈妈的嘱托，眼睁睁看着徐懋国变成了一个讨人厌的老怪物。最初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自责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她搭着凳子站在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灶台前，想给醉酒的徐懋国熬一碗粥喝，端过去时却被徐懋国扬手打翻。她身高还没有一根拖把长，拽着它费劲地打扫五十平米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清早醒来看见客厅中央一摊恶臭难闻的呕吐物。她将那些积灰的钩花盖布拿去清洗，晾在阳台的挂杆上，下午暴雨之前起了风，她眼睁睁看着盖布被大风刮跑，飞出去老远，卷进了不知道哪一家的防盗网里。
后来，清鸢野生野长地到了十四岁，不再做“照顾好爸爸”的美梦。徐懋国不喜她往硬壳本上贴一些花花绿绿的日韩明星照片，找了一个机会一把火烧了。
从那之后，清鸢心里只有冷硬的失望和恨意。
3
街对面有间吉他教室，十七岁的清鸢常对着窗玻璃后面的人影发呆。每到周末，三五个小学生走上二楼，几小时后又串糖葫芦似的下楼。吉他教室的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鲜少出门。突然有一天，男人消失了，成串的小学生也消失了。
在关张了三个月之后，清鸢发现吉他教室似乎已经被新的主人接手，积了灰的窗玻璃擦干净了，大大小小的乐器被搬上楼，那些进出的小学生变成了四五个青年。他们似乎并不开张做生意，同样也极少出门。
“我问你话呢，聋了？”
清鸢将目光自窗外转回来，看见徐懋国发黄的汗衫胸前沾了一块不明的污渍，心底也像陡然多出来一块污渍，怎么擦也擦不掉。原本已经相安无事好多天，原本她只是问徐懋国要购买补习材料的钱。可他们之间争吵的缘由从来都是无迹可寻，全看徐懋国的心情。
清鸢想要避战，赶在局势扩大之前两口吃完了馒头，钻回自己房间里收拾书包。出门前她预备带走还没喝完的热豆浆，却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红色钞票，房间传来徐懋国骂骂咧咧的声音：“钱扔水里还能听个响，花在你身上就是瞎子点灯……”
清鸢咬着唇，将那张纸币一抓，揉进衣服口袋里，拎起豆浆杯飞快跑出门。
早春的清晨起了雾，视野之内一片拂不开的灰蒙蒙。好像日子也是这般。家里不短吃穿，但更多的钱却是没有了，房子是不可能卖的，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问徐懋国讨零花钱的时候总让她觉得耻辱，可她也眼馋那些琳琅的小饰品，只敢在运动会偷穿的纱裙，还有刚印出来还散着好闻油墨味的新杂志。她只是在雾的世界里一天一天地过，摸索出口，于敏感的自尊心与冷峻的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清鸢越跑越快，经过街对面刚开门的店铺前与人迎头撞上。豆浆洒了一地，也溅在一双白色的帆布鞋上。清鸢慌忙道歉，从校服口袋里摸出纸巾。一递一接的过程中她抬起头来，对上一张苍白清瘦的脸，眼里有湖中青荇暗绿湿润的底色。
那一整天都是阴天，雾散去后是堆了漫天的乌云，好似要下雨，到了下午乌云却又慢吞吞地被风吹散。下午有一节课，要去隔壁教学楼的多媒体教室上。上节课的下课铃声刚响，女孩子们就抱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外壳漂亮的笔记本，挽起手臂结成三三两两的小团队。清鸢一个人走在人群中。
清鸢总是一个人。上高中她迷上写诗和阅读，和班上的女生关系总是处不好。这两件事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或许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有人说她清高，她努力过，想插进那些时下流行的话题，但唯唯诺诺的模样连自己都讨厌。她因此更加憎恶徐懋国，觉得“清高”的脾性都是遗传自他，因而积习难改。
多媒体课结束之后是班会，通常情况下会自行变成自习课，生活委员过来挨个收复习资料的钱，清鸢摸书包口袋，是空的，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后半节课她几乎连桌屉都翻过来，怀着“钱也许没丢”的微茫希望。
下晚自习走到家楼下，清鸢没有上去，她抬头望着灯光昏黄的小窗，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盏亮起的灯火。她坐在街边路牙上，往耳朵里塞进两只耳机。这条路窄，机动车也少，早晚让卖吃食的小摊占去，路上只有铃铃的自行车驶过。
清鸢长久地凝视着路口，耳机里朴树唱“我梦到那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深夜里一些车子缓慢地经过，车灯拐了弯折过去，忽明忽暗的光影透过合起的眼皮照进眼底深处，一道一道暗红的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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