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说要开会嘛？ 我有点惊讶，他会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个可能来送行的人。
经理们总是可以等一等。他回答，又扬起一边嘴角，露出那样的笑容。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你来送我。 我说。
他笑笑，帮我把箱子放到行李车上，说：我就是不想纽约最后一个和你讲话的人是刚才那个讨小费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抱了一下，他说了声Bon Voyage，然后告别。就这样，Huderson成了纽约最后一个和我讲话的人。
[原创]这是一支别离的歌 -New York to Paris-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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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巴黎仍旧住在妈妈那里。虽然预算并不宽裕，也不会讲几句法语，我还是试着出去找一间合适的小公寓租住。妈妈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是帮助学生找房子的机构，去了那里却是碰壁。我好不容易磕磕巴巴的把酝酿了很久的一句法语说出来，Je suis en train de chercher un studio ou appartement.得到的回答却是，Grande Ecole的学生不在他们服务对象之列，而且已经是9月份，大多数合适的房子都已经租掉了，我的希望实在是渺茫。看我失落的走出去，那个值班的小男生还是很好心的提醒我，可以去学校的问一下，一般都会有本校的学生找人合租的信息。
于是我先去办了入学手续。学校坐落在第17区一个星形区域向东伸展的触角上，10月份开学，还没有什么人。公告栏里也空荡荡的。回去就在一个留学生网站的论坛上找出租房子信息，始终不是太贵，就是条件太差，或是已经租掉了。一直等到9月中旬，终于看到一则寻找合租人的信息。去看了一次，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一个人住在那里，两间房间，分租北面的小间。地方很远，已经出了城门，算是郊区了，但是有一路地铁可以直达。宽带有线电视和一干家用电器都有。可以申请房屋补贴，扣去补贴之后的房钱实在是非常的便宜。
房间看上去很干净，摆着几件明显购自Ikea的简易家具。而且合住的女孩子看上去人很不错，胖胖的，在一间商学院读书。我当场就决定这房子我租了。回去跟妈妈一讲，却被好一顿埋怨，地方太远，治安不好，而且是合租。
还不如就租我这里一间屋子。她这样说。
恐怕我出不起房租。我回答。
妈妈有点生气了。很久才来跟我讲话，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妈，你小时候离开你。
没有。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不肯住在这里，我从前没有为你做什么，现在都可以补上。
你怎么没有为我做什么？我抱住她，脸贴在她的脸上，说，我眼睛像你，脸型也像你，就为这个，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
她笑起来，然后喃喃的说：也像你爸爸。
我说：对，也像爸爸。
她没有在坚持，可能懂得了，我不是不想跟她在一起，而是我想要过某种独立的生活。我很想告诉她，林晰跟我说过，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比我认为的要多。我知道这是真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和林晰在一起的点滴如今显得那么遥远而珍贵，我有点舍不得和人分享，也怕一旦打开回忆阀门，就会停不了关不住。
两天之后，我搬去那个市郊的住宅区。开始看到一个没有乐队，没有舞会，没有歌剧院和香槟酒杯的巴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真实的，有点残酷，有点丑陋的巴黎。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许多年以前，初到这里的林晰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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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寓两室一厅一厨一卫。90年代的建筑，设施不差。但位置在巴黎南郊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那里聚集了很多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移民家庭，街头遍布失学的少年和待业的年轻人。男孩子女孩子们穿着俗艳的衣服，不论年纪多小几乎都吸烟，满嘴脏话和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切口。超级市场里充斥着廉价商品，相邻的商店里售卖十几二十块钱粗制滥造的衣服，最大的号码一直到58号。坐电车和地铁几乎总能碰到逃票的人。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指出来，他们还是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Pas de sous. 我没钱。
管闲事的人追问：没钱为什么不去工作？
找不到工作。继续无所谓。
好好读书就能有工作。
逃票的青年人认真起来，说自己考出了BAC，还有职业教育文凭，但就是没有工作。
车厢里有几个老人，看年纪像是1968年戴高乐时期的叛逆青年，义愤的说，那你们应该上街游行！沉默了一阵儿，manifestation，dans la rue这些个词儿开始在人群里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切看起来的确有那么点落魄的特别。与塞纳河两岸那些古老建筑里的精致生活截然不同。没有穿着笔挺制服的门童，袖口上一溜金色的铜扣，没有铁塔的倒影，没有保证5天盛放花期的玫瑰。不过我还是住了下来。32寸的箱子里，林晰为我画的那幅油画包裹在牛皮纸和一条红色线毯里，占了很大地方。拿出来，打开，挂在卧室的墙上。然后去附近的超级市场买被子枕头日用品。回来的时候赶上一场大雨，天气灰暗清冷，在高架路巨大的水泥穹顶下面等着雨停。晚上，依旧是一夜不停歇的雨，忘记了关窗，电脑摆在靠窗的写字台上淋了透湿。拿去修，说修不好了，最多只能把硬盘里的东西备份出来，一周之后一个移动硬盘交到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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