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
“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门卫，“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情还没落实。而且，空房子多得很，谁会要住死过人的地方。”
“价钱便宜些总会有人考虑的，”Ward道，“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风景。换作是我也愿意住在那里。”
“你要是真有兴趣，我可以帮你去打听……”管理员说。
Ward连忙笑着说不用了，免得老婆当他金屋藏娇。只有李孜还端着望远镜在看——的确，从那间客厅的落地窗看出去，便是哈德森河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到艾利斯岛，甚至更远的地方。到了夜里一定是一片灯海，像是漂浮在星空里。换作是她也愿意住在那里。
离开银厦，李孜和Ward如约去找Han的妻子。他们来到切尔西，按照地址找到哈德森河公园旁一栋战前建筑的顶层loft，改做一间画廊，不很大的，却布置的精致高雅。
Han的妻子跟李孜差不多年纪，也是纤小的华裔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Esther Poon，头衔是画廊经理。她请Ward和李孜去两楼她的办公室里坐，那是一间半开放式的房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的风景。这样的天气鲜有船只出航，泊在码头的小型轻钢游艇清一色盖着靛蓝油布，上面再覆着一层糖霜似的薄雪。窗边的白色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老式照相机，既有看起来就很值钱的古董，也有波普时代流行的宝丽来和Lomo。一旁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只镜框，李孜注意到其中一张Esther和Han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像一对初绽的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犀利。
而眼前的Esther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彻底乱了方向。她穿着简单，却不随便，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有极少一些词还是可以听出来她并非是出生在美国的。
Ward简单叙述了一下上午在拘留所里事情，说Han提到一个新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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