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戒备的问他：“你想要什么？“
“Han出了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Lance的回答也很冷淡，把Han在巴黎的情况告诉她，“他几乎什么都不管，就为了找那个女人。”
Esther试图在Lance说话的语气里找到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却没有成功。他听起来也很忧虑，不知道是为了Han，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九月七日是芭蕾舞团原定返回纽约的日子，凌晨时分，她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又是Lance，告诉她，Han没有去机场，不在酒店，也不接电话，到处都找不到他。
她默默地听着，直到Lance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她回答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就把电话挂了。
Esther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累和绝望，她终于知道在Han的心里，自己永远也不能跟G相比。一直以来，她以为Han有许多心结，以至于不能毫无牵挂的爱上一个人，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不能爱上她罢了。她痴坐了一整天，开始想一些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将来，更多的是关于她自己的。
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Han，漫长的嘟嘟声之后，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对着一片微弱空洞的电流声，不带多少感情的说：“给我回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回电。
“我没赶上飞机，要到过两天才能回纽约。”Han在电话那头说。
她不愿在电话上揭穿他，只说等他回来，有些事要跟他说。然后就去见了律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努力保持冷静，等他回来。
九月十日清晨，她记得大约是四点至五点之间，Han回来了。
她只是浅浅的睡着，听见他开门的声音，就起床走出卧室，看到他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窗外微蓝的晨光正由上至下逐渐浸润整座城市。
“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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