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性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交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妇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奶奶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要紧的还是好好读书，英语、数学、世界历史，等等等等，得全A，拿奖学金进大学，然后，至于想当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就看他的兴趣了。
Han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走路。
“你想跳舞吗？”Yuan先生终于问。
Han点点头，回答：“我跟雯雯说好的，她会一直学下去，我也不能放弃。”
雯雯就是那个邻居家的小姑娘，Yuan先生觉得这小孩子间约定挺有趣，但也没太在意，敷衍着答应了，向Han保证他在上海能干的事，到了美国一样也不会少。
Yuan太太为这件事很自责，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向Han道歉，说离开上海之前答应他的事情一直没能兑现，许诺马上就会找一间舞蹈学校带他去报名。Han抬头看看妈妈，愣了一会儿，难得露了一回笑脸。
夫妇俩很快就开始找合适的学校，但Han和Russell读书的那所公立小学是没有这种课程的，附近也没有，最近的一间学校离他们家也有一个小时的车程。Yuan先生觉得太远了，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接送，Yuan太太也是有工作的人，又要照顾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再说心理医生只是建议让Han参加些课外活动，最好是不用太多语言沟通的体育活动，先跟人相处起来，慢慢的适应，也不一定就要学跳舞，一定有其他折衷的办法，先念好书比较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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