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莱姆斯局促不安的伸出手，大脚板先生倒是相当客气，他握了握他的手，相当干燥而有力，“合作愉快”，他眨了眨明亮的灰眼睛。
“合作愉快”，莱姆斯羞涩地咧嘴笑起来，这显然取悦到了大脚板先生，他拍了拍莱姆斯的肩，“一会儿再聊”。
这个一会儿过去了很久——直到莱姆斯开始和尼法朵拉·唐克斯约会，这时候苏联已经解体，柏林墙倒塌，索尔仁尼琴受邀返回莫斯科，而莱姆斯在酒吧遇见了染粉色头发的朵拉，她是一名拒绝二元性别划分的酷儿，他们相处非常愉悦——而在一次闲聊中他才知道原来朵拉是大脚板先生的侄女。
莱姆斯总在怀疑大脚板先生其实并不真正依靠翻译这一行吃饭，虽然出版社给他的待遇稳定而优渥，他只是，要找点事情做，但是又不想提笔写小说罢了。在翻完现有的索尔仁尼琴之后大脚板先生开始着手于普宁、屠格涅夫和契诃夫那些零零碎碎的书信、散文和短篇小说，那些对于旧日贵族世界娓娓道来的熟悉验证了莱姆斯关于大脚板先生身世了解到的传言。
他本姓布莱克，有名的医学世家，和詹姆·波特是医学院的同学。同样都是出身优渥，詹姆是为了追求某位高中同学，大脚板先生则是为家庭所。迫他并不喜欢学院的上课内容，沉迷法国和旧俄的小说，偶尔也自己动笔创作（后来那些本来就不多的东西都丢在了原来的家里，大脚板先生也不再动笔）。
最后终于在詹姆的帮助下在老波特先生手里得到了这份翻译者的工作，成功摆脱了家里人的期望和操控。
从跟朵拉约会起他才知道，扉页上雷打不动的“献给我亲爱的小羊”到底是谁。
事实上和小天狼星在一起生活非常有趣，他的工作有自己的逻辑，作息雷打不动——五点半起床，锻炼身体，然后做早饭，等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就开始工作，上午翻译作品，下午整理资料，看书。几乎是避世隐居的态度，只和有限的几个朋友来往，在晚上招待客人，大部分是老朋友和亲戚，其它时间都和他的俄文书生活在一起，除了遛狗、周末跟俱乐部的朋友骑摩托和去学校接孩子几乎不出门。
多卡斯好奇的问过他，“所以你呆在家里真的就可以吗？”
“没意思”，小天狼星在沙发上伸展身体“你看他们一眼都知道想干什么”。
“所以你当初看到我的时候在想什么？”她晃了晃杯子，把腿架到他大腿上，冰块在加了浓缩橙汁的气泡水杯子里装得叮当乱响，孩子哄睡了，他们在客厅里低声说话，他们生孩子以后就搬进了郊外三室一厅的联排公寓，窗外是梧桐树，挑高够高，并不狭窄压抑。
“这姑娘腿肯定好看，干嘛不露出来？”他给她按摩小腿，顺手转她脚踝。
多卡斯把杯子放到一边，在自己背后塞了个靠枕，看他玩，“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这么讲的。”
“是啊，你那时候和朋友说‘一看就是要无套，然后让对方去堕胎——说自己的职业是酒吧驻场乐手、演员或者平面模特，做一些临时性工作的人’”，小天狼星眯着眼睛半仰头看她，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养得柯基温驯得趴在脚边，那也是一只十多岁的老狗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
那个时候多卡斯二十五岁，最鲜妍明媚的年纪，在一个小型事务所工作，刚做完人生中的第二个项目，等待RIBA认证part3的结果。那个事务所开在一座废弃的维多利亚时期工厂里，红砖搭配钢结构，巨大的高窗，边上就是伦敦金融城有着光滑玻璃幕墙的高楼，特别格格不入。
就像里面大部分的人一样，才华横溢，精神不稳定，24小时都需要黑咖啡。
大三年的学姐安提戈涅是她师傅，从现场调研一路跟到落地施工——学姐做设计，她负责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是结构。做结构有点好，设计不出图她也无事可做，不用跟甲方沟通也不用天天熬夜画图，除了要忍受学姐在最后关头突发奇想的要改设计，或者因为设计的拖延不得不在死线前疯狂赶工外，大部分时间都优哉游哉，项目做完也有很长的时间休息。
但和事务所的人混久了，嘴损的一塌糊涂，虽然多卡斯不太擅长创作，但耳濡目染点评起来倒也是头头是道，更擅长打发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创意。
那段时间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之类的设计师正火，推崇东方式的轮廓，解构衣服，结果就是整个整个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人都套着黑麻袋飘来飘去。多卡斯也不例外，渔夫帽，黑t恤，灰绿色的纸袋裤，再加上过肩的浓密栗色鬈发，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团墨迹。
那个时候她在和学姐喝咖啡，安提戈涅刚跟甲方汇报完回来，妆容精致，武装到指甲，然后就谈到事务所的男同事，多卡斯在玩头发，“他们看起来都精神不太稳定的样子”，全都是过度熬夜造成的黑眼圈，沉迷于“形式”“空间”“秩序”，神神叨叨得令人害怕。
“那隔壁的律师或者基金经理怎么样？青年才俊”，名表香水，西装笔挺，连头发都打理得丝缕分明，和他们这帮生活在旧厂房里的怪人完全不一样。
“算了吧”，多卡斯眨眨眼，“昨天他们还在说买沙拉的时候听到的新闻”，男人八卦起来可比女人厉害多了，“有两个律师助理被同事发现在隔间里乱搞，都是男的——至于基金经理，他们和女秘书在会议室里发生的故事不是，经典笑话”，他们也不是没有被邀请参加过甲方的酒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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