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诗》，无以言！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幼安词以豪迈称，然偶尔笔涉军国以外，也颇有风味，比如“最喜小儿无赖”，比如“提壶脱裤催归去”，而，以字面而言，上面这阙《摸鱼儿*晚春》也可算是“风情之作”，悲春光、惋落红、惜佳期、苦闲愁，很得婉约之昧。
……然而，在时人眼中，却不是这么回事。
“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
上文引自《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南宋文士，在他眼中，这阙词有着严重的问题，可“贾种豆种桃之祸”，并且将皇帝（赵构）的“不加罪”颂为“至德”，那么，问题在那里呢？
……在回答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种豆种桃之祸”是什么意思。
“种桃”，便是刘禹锡玄都诗祸，在《文祸—玄都观的桃花》中已作了很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种豆”，说得是杨恽。
杨恽这个人，于史名声不显，正常的规律，要介绍他，按说得这样开头：“司马迁知道吧，对、对，就是那个阉党啊，没写完‘theBiographyofFuckingMan’就坑了的那个……杨恽就是他的外孙啊。”
……不过，如果是讨论文祸史的话，杨恽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
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话说，五凤四年54年，这两个数字配合的真好……），杨恽以事下狱（当时有一次日食，有人上告说，这日食准是杨恽他们不干正事招来的啊……然后，就真得把他们拎来过堂了……），搜得《报孙会宗书》，汉宣览而大怒，竟治以“大逆无道”，斩之，妻子徙酒泉。
好，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馀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灭夷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馀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在文学史上，这篇文章有其地位，陶渊明曾取意为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宋人甚至以为：“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汉杨恽一书，迥出当时流辈，则司马迁外甥故也。”将之与《报任安书》并列。
……但，这篇文章的地位首先是在文祸史上。
就是这篇在我们看来很好很流畅，很潇洒很飘逸的文章，却能令汉宣帝“恶之”而必杀，更将打击面扩大到“诸在位与恽厚善者，皆免官”牵连到了张敞、韦玄成、孙会宗等多名官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顺便说一下，这张敞本身也是个狠人，“五日京兆”的典故且不去说，便“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劝谏和“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也是因之而起，不过，那都是另外的故事了。）
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杨恽这个人，风评其实并不好。史评以为“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就是说他是个清官不假，但性子刻薄，爱举报人，人际关系处得很不好。
（其实，这倒是他的起家之道，他早年显达封侯，正是因为首告霍光谋反有功。）
话说那是公元前五十六年的事了，朝廷中有个叫戴长乐的，和杨恽不对付，这一天，他收到消息，说有人举报您啦，老戴一想，这个，没别人啊，准是杨恽个丫挺的！你喵的，先撩者贱，就怪不得我手黑啦！于是上书举告杨恽妖言若干，基本上，就是说他在背后拿皇帝开心编笑话，乱传不该传的段子不说，而且还是用群发的模式……这个状告上去，廷尉和后来那次一样，也定了一个“大逆不道”，不过因为是头次，于是恩出于上，汉宣“不忍”，仅“免为庶人”。
（话说，这一次其实戴长乐完全打歪了，告他的不是杨恽，而且也不是杨恽指使的……另外，他也没落好，上头的处置，是两个人一起夺官为庶……）
这次的事后，杨恽就回了家。
杨恽他家，不穷，当年他出仕为官前，就有过散财千万的豪举，回到家里后，他“治产业，以财自娱。”，算是提前过上了后来老高老石老曹还有老啥老啥老啥啥啥们那一大帮子的生活。每天宅在家里喝喝酒，听听曲，要不然就出门去跑跑生意，收收租子，总之小日子过得很HIGH……当然，也少不了发发牢骚，说说怪话的程序就是了。
结果，有人看不去下了。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曰：“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
这个孙会宗呢，和杨恽是好朋友，这个信写的，也纯然是出于好意，他说你现在是下来了，可未必就没希望上去了啊，你现在应该作惶恐状，作悔悟状，作痛不欲生状……总之是要让组织上感受到你对自己错误的深刻认识和诚恳反省，让组织上感受到你这个人还是可以挽救的……你怎么不跑不泡不说，还真就安心打点家业作生意办实业去了？你喵的有点出息成不？！
这个话，应该说是很贴心了，不是真当自己人，实在不必说这么透的，毕竟，那是两汉，还不是后来道学大行，遍地都是道德规范的年代。
但杨恽，他不领情啊！
收到孙会宗的来信，他一眼扫过，冷笑一声，捏捏胡子，然后抓起刀来，啪啦啪啦，文不加点，一刻而就，正是我们上面全文引用的《报孙会宗书》
（好，刚才没有认真看的同学，或者现在想不起来内容的同学，请翻回上面，再看一遍这封信。）
那位说了，再看一遍……也看不出问题啊，这文章写的，一看么，是颓废，二看么，还有牢骚，三看四看……我靠，这个“大逆不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看不出来，您就对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不读诗，无以言”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并且再也不会回来啦……
不读诗，无以言，是孔子教育自己小孩的话，这个“诗”，指得是《诗经》，也可以叫《诗三百》，因为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很多时候，也可以用“风”来指代它。
在最早的时候，《诗三百》其实只是一本民歌集，但既然它是圣人删述，又既然汉人独尊儒术，《诗》就自然成了基本教材之一，而对于每篇诗作进行分段分节，研究其中心思想，挖掘其内在含义……自然，也就成了普天下官员文吏们的必修课。
而且，汉人不光重“风”，也奉“骚”为宗。
汉尚楚声，自汉高开国以来，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一直有着极高地位，得到广泛学习。美人香草就是指孤臣孽子，恶禽臭物准是针对谗佞不臣……这个手法，基本上是个文人都懂。
……于是，杯具了。
诗惧穿凿文惧深读，以有心算无心，还怕找不出事么？更何况，杨恽自己留的把柄，也忒大了些。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再读一遍这首诗，记住里面的关键字“田彼南山”。
……好，我们开始翻《诗经》。
《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解曰：南山，刺襄公也，以其与妹有私……
复有注：南山，齐南山也，国君尊严如南山。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解曰：刺幽王也，不知节国用……
《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解曰：刺幽王也……
……
好啦，不必再向下引啦，总之，你说他是牵强也行，说他是胡闹也管，反正在那个时代中，“南山”被认为有着特殊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至高者”。
（顺便说一下，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解陶诗“悠然见南山”句实非隐逸，而是“身在江湖、心怀帝阙”的忠贞表现……）
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首诗，就实在太过刺眼了。
南山、芜秽、不治！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南山”指皇帝，以“芜秽”代佞臣的平台，那么，这首诗，简直就是在指着帝京骂街啊！你个皇帝当的是个毛啊，在朝为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以此两句，治一个“大逆不道”，就走遍天下，也决然是个铁狱！
（至此，我们也大致能够领会前人何以说辛诗有取罪之道，以《骚》解之，则怨刺之情，溢于言表，“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句之怫赵构，实非无因。）
……这件事，一向被认为是我国“诗祸”的起源。两千年文祸纠结，自兹而始。同时，它本身又确立了文祸事件中的一个大类，凿《诗》取典，以比定罪！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从谢灵运“池塘生春水”，到苏轼的“纷纷不足愠”，不知多少诗家文士，栽倒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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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李白最欣赏的诗人之一，白诗中多次出现的“谢公”、“谢客”、“康乐”都是他。他是陈郡谢家后人，由晋入宋，数为外郡太守，复以事流广州，而竟以反罪见杀。
在永嘉太守的任上，他作有《登池上楼》一诗。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占，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更为人称颂，宋吴可甚至赞之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名句”二字，当之无愧。
……但是，这两句诗却也成了他的死因之一。唐人尝以为“‘池塘’、‘园柳’二语托讽深重，为广州之祸张本”。
为什么呢？
解读是这样的：“‘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侯变；今曰‘变鸣禽’者，侯将变也。”
（顺便说一下，如果去百度上面那段话，很多地方都会把这个解读解释为王安石所作，包括一些研究谢灵运的书籍甚至也这样记载，但实在说，那是读书不细的缘故。最早的一处记载其实是说，某人向王安石请教，为什么说谢灵运因诗取祸呢？于是王安石就告诉他说，前人已经有很细致的分析了，然后复述了上面那段话，于是“人服其能”，就是非常佩服王安石的博闻强记。之后辗转抄录，因为原作者实在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气，最后居然传成了荆公穿凿如此，也实在让人无语的很。）
《豳风》，指得就是《国风*豳风》，一虫鸣则一侯变，出自对其中《七月》诗的注解。宋主以臣子而代君上，以寒族而主帝位，对什么“王泽竭”、“鸣侯变”之类的东西不要太敏感，再加上谢灵运自己又是个好高骛远的大嘴巴，又焉得不死？
（康乐虽亡，诗名却已播于天下，更开谢门诗路，自兹才人代出。后人论及王谢世家，每言“王书谢诗”，则谢家之能与王家相持齐名，非赖谢安之于王导，亦赖谢客之于右军多矣！）
严格说起来，谢灵运其实或者冤枉，他是个纵情姿肆的人，毁誉皆当人前，而且自视极高，就和李白似的……你说他在喝酒时抛白眼说风凉话我都信，你说他专门费心写首藏典诗来骂人……他听到怕是要嗤之以鼻的，写诗骂谁？老刘家？他们也配？！
（当然，这种脾气让人知道后，倒是更要杀他的啊……）
（顺便，在历史上，谢灵运之所以自临川徙穗，也和诗祸有关。他有一首诗写“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被仇人访知，上告朝廷，指其“胸怀异志”，以是发案）
（顺便的顺便，为这首诗倒霉的人还远不止一个谢灵运……）
（东魏静）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谢公早亡，若知北朝有知音如此，又当，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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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康乐可能是冤枉，但苏胡子，他倒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该。
元丰二年，九月廿三，大宋御史台“乌台专案组”的官员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着，细读一篇又一篇正在被不断发现、收缴来的文稿，室内摆满了书架和典籍，每名官员手边还都有很高一堆，每翻一页文稿，他们就会停下来，蹙眉苦思，或者迅速的打开一本书检阅，若有所发现，就会在一边高兴的低声呼叫着，一边很快的作出摘录。虽然已经入秋了，但高强度的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仍然使他们的额头都为细密汗珠覆盖，时不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低声对话：
“这大胡子，用个平易些的典故会死么！”
“你能遇到僻典就该偷笑了……上次那首诗，我们是连佛典道藏都查过了一遍也没找到出处，只好拉下脸去问他，结果你猜胡子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编的！”
“%^*#$%！”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有人惊喜的高叫起来：“哈哈，我找到啦，找到啦，大胡子用的是诗经的典故，这家伙，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进去啦！”
……
很快，面对审讯者的逼问，苏轼悻悻的承认，他们，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佳谷卧风雨，莫秀登我常。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那里呢？最后两句：“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苏轼化用《诗经》，藏“群小”于文内，骂众臣于无形，算得犀利，只可惜，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就算在“奸佞”阵中，也不乏一流的大文人大学士，这把飞刀虽然隐蔽，却到底还是被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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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获罪者中，案主名气较大的，除谢苏外，还有薛道衡之“鱼藻”案，张商英之“嘉禾”案，吴元美之“鸣条”案等，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文祸—若个才人真绝代》、《文祸--党争：王与马》和《文祸--临安十八年》中，此处且不展开。
……不过，张缙彦之“将明”案，倒是一定要说说的，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
说起来，能以《诗经》治罪，其实也非易事，能拈出个中机巧的，也必是饱读诗书，更能融会贯通的学人，唯至入清，却变了样子。
清顺治十七年，“甄三品员”，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罪为“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就是说：主子哪，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夸他是“将明之才”哩！这个心意，太阴险太狠毒了哇！奴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啥，主子您说汉官可自称“臣”？别介啊主子，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皮，但里面裹的，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您看这膝盖里面，他连骨头都没长啊！
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此处不赘，只解说这四个字。
“将明之才”里，“将”和“明”是两个独立的动词，一指执行，就是执行力。一指辩明，就是判断力。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专指“辅佐皇帝的英才”，如汉诏中，就有“有司无将明之才“的责备。它的出处呢，在《大雅*丞民》，张缙彦此语，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马屁，用典古雅，可说水平不低。
……但，可惜，典虽不错，时代却错了！
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却偏生认得一个“明”字，却偏生最忌这个“明”字！
“将明”两字虽不解，却能自作主张，“将明”者，“扶明”也！
饶是张缙彦为自己百般辩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定谳曰：“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以为当死，顺治“宽之”，抄没家产，流宁古塔。
按张缙彦原非正人，他于明任兵部尚书，明灭则归顺，顺败而从清，仕三朝而不知耻，虽横死而不足怜，所堪叹者，前人蒙《诗》祸，是以文藏典，以典获罪，清人蒙《诗》祸，却是以典作文，以文见杀！
……此何世也！
孔璋破题于西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草成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补充说明，关于杨恽之死，其实还有其它说法，如宋洪迈即认为：“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认为他乱说“君丧送终”之类的话，触了宣帝霉头。不过，这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家之言，且为后出，故不取信，且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