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他们来莫斯科时候带了许多黑手帕。特別委员会的人接见了我们。他们对每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们无法把你们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归还给你们。遗体带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我们将会采取特殊的方式把他们安葬在莫斯科的一处墓地里。我们会用密封的锌棺材来盛放遗体，然后在上面铺设水泥砖。你们需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如果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愤怒地想要将棺材带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此人，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死者现在己经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他们属于国家。
我们坐在灵车里。除了死者的亲属，还有一些军人。在场的还有一位上校和他的士兵。他们告诉士兵：原地待命！我们乘坐的灵车沿着环形公路，绕着莫斯科开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们会重新回到莫斯科市内。他们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地。已经有一些外国媒体试图闯入墓地。再稍等一会儿。我的父母们一句话也没说。妈妈的手里握着一方黑色的手帕。我感到眼前有些发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丈夫藏起来？他是;什么？杀人犯吗？罪犯吗？我们要埋葬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安静，安静，女儿。上校见状，开始下达命令：进入墓地。死者妻子的情绪已经开始失控。到达墓地后，我们立刻被一群士兵围了起来。他们像卫队一样，一直护送我们进入墓地，几名士兵随即将棺材抬下了车。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
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紧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患者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
回到家，我就睡着了。我走进房间，随即就倒在床上。我睡了整整三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当时才23岁。
我想起了之前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了已经去世的奶奶，她身上穿的正是下葬那天我们给她穿的那套衣服。梦中的她正在装饰新年树。奶奶，这里为什么有一棵新年树？现在明明是夏天。因为你的瓦申卡马上就要来找我了。后来，那棵树就在树林里长大了。我想起了当时做的一个梦;瓦斯亚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向我走来，口中呼唤着娜塔莎的名字。那是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的名字。梦里面的她已经长大了。他抱起她，向天花板抛去，他们父女俩顿时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望着他们，
心想，幸福 原来如此简单。我还在睡梦中。我们俩在河边散步，一直
往前走。他好像还劝我不要哭。从那时开始，这个梦就成为了一个征兆。
(说到这儿，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才刚刚开始和他说话，我的肚子就开始疼;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又回到了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所在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孩子。她之前就对我说过，要我回去生产：你需要回到这里来生下这个孩子。当时距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两周的时间。
他们把孩子递到我眼前;是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杳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