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莱辛动荡的72小时，“那三天感觉又回到从前。”莉莉这么说着，流露出嘲讽的表情。她并不赞同那些无法放弃帝国幻梦的少年少女。莉莉和其他不愿意加入政变的学员一起躲了起来，逃过一劫。她自称在福利院的时候，她就对帝国思想教育不太热衷。她是个有主见、甚至有些顽固的孩子。
“我不喜欢让人教我该怎么思考。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没被枪毙。”莉莉轻描淡写带过的是另一些少年军成员叙述过的高压恐怖统治：要求绝对忠诚，故意设置多重互相监督的机构，鼓励举报，叛徒会被处决。这一对于少年军的刻板印象似乎只在战争最后几年确实存在过。去年多地发现的乱葬岗中有大量儿童的遗骸。短短数年内，在怀疑和内耗中丧生的牺牲者数量就已然骇人听闻。猜忌和恐惧也足以在亲历者身上留下永久的伤痕。
第二次见面时，莉莉比前一次放松，和我说了一些更具体的战时经历。连队内的气氛取决于指导员。莉莉见过毫不犹豫让少年军当诱饵或道具牺牲的指导员。她详细叙述，每天会有一队被抽签选出来去探测无人区，有不少人就是在那样的任务中踩中红外控制的地雷死去。这样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事例有很多。但莉莉也曾经被指导员舍身救下。“他对我和另外几个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就爬出战壕。他跑出一段路，故意鸣枪吸引注意力。我们拼命往反方向跑，最后逃出了包围。我们知道他那是去送死，为了我们。谁都没说什么。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会记得那晚上。”
在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莉莉的声调和表情十分平静。在我与她的两次对谈之中，她几乎始终维持着这种第三人叙述者般的态度，有时显得颇为冷漠。当我问起这一点的时候，她微笑了一下，反问我：“如果我不和自己保持一点距离，我该怎么和你说这些事？”我又问，她觉得和她一样对于帝国灌输的理念心存怀疑的前少年军成员有多少，她无所谓地耸肩，干脆答道：“我不知道。”
许多前少年军成员对于帝国抱有强烈的憎恨，他们感到被虔诚地相信过的人和理念一同欺骗背叛。莉莉对于决定了人生轨迹的秩序似乎不抱持这种激烈的感情。“人都差不多。”她这样的评语中隐含对于取代帝国的新世界的猜忌。
另一些时候，莉莉会自相矛盾。她否认少年军是一个同质自洽的共同体，暗示她对于少年军的归属感不强；但她也承认特定情况下，前少年军的身份对她来说是一切。“即便我不是个模范的少年军成员，但我确实是其中一员。我曾经感到除了那段日子，我一无所有。”
我追问那具体是什么时候。
“在改造营待了半年之后……在我放弃毕业的念头之后。还挺奇怪的，当少年军不存在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说完这些，莉莉难得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再那么觉得了，但我……还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装那没发生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曾经是少年军这件事是决定性的。我没办法反驳。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过去是唯一我改变不了的东西。”
莉莉确实对于人心有着超出年龄的洞察力，但因为对他人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很多时候显得尖刻无情。在莱辛任教过的一位教员A（本人要求匿名）告诉我，莉莉的无动于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国军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惨状的纪录片场常常哭声一片，但据教员A所说，莉莉没有哭过。她还会在课堂上问一些刁钻又并非毫无根据的问题，如果教员答不上来，气氛往往非常难堪。莉莉的意图也许并不在于为帝国政权辩护，只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逻辑不通顺的地方，但听者不免往那个方向想。
莉莉这种态度在招来了麻烦。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改造项目的目的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识课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思想课程、讨论会和讲座。安保措施和纪律管理也变得都极为严格，“基地”就此成为封闭性的“营地”，学员的自由被军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种规章制度限制，教员开始佩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官”。但改造系统的运营和规划本质依旧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根据情况改变调整策略。
奥尔夫·波尔金回忆起离职前与继任者交接的场景时义愤填膺：“那时候我看着来抄家一般闯进办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觉得改造项目肯定会失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少年军手下吃过苦头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对帝政统治的了解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的海归者，盟军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说我和同僚们是天真的空想家，那么后来的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当监狱长看待。他们完全不了解少年军内部构造，也并不把那些孩子当人。”
白发苍苍的学者从电子烟斗里吸了好几口，才继续对我说：“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干了坏事……非常邪恶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们也是人。大人也一样。残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们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锁。应该负责的是让孩子太早成为邪恶的大人的那些家伙，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个有些难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这套思想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真正的仇敌不能是孩子，那样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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