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国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并决定于新年元旦正式开始办公。
1927年1月1日，武汉三镇锣鼓喧天，彩旗飞扬，鞭炮轰鸣，凯歌嘹亮。“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翻身做主人”、“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大小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十多万军民云集武昌大校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政府迁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员谭延闿、顾孟余、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等出席大会，谭延闿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讲话。会场内外欢声雷动，各界群众载歌载舞。
一连三日，武汉各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却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国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领事竟然调集水兵登岸干涉，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刺伤数十人，制造了汉口流血事件。
次日，中国共产党快速反应，特派李立山、刘少奇出席并主持，召开武汉各界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的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沙袋和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会后，李立山、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赶往国民政府，提交了人民的正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完全接受了各界代表提出的交涉条件，当场宣布：“政府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
5日，天降大雨，道路湿滑。武汉各界四百多团体同时行动，动员了三十万民众，冒雨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大会在李立山、刘少奇等人的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提出的八项条件。会后，十多万愤怒的群众冒雨游行，一路高呼口号，勇往直前，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一举夺回了英租界。江汉关码头人山人海，愤怒的呼声响彻云天。英国领事带着一群巡捕，在一片喊打声中登上军舰，灰溜溜地离开武汉。
在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挺起腰杆，积极应对；当日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次日，英国领事不甘心失败，又在九江唆使英国水兵开枪、开炮，公然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十多人。九江工人和民众不畏强暴，迅速聚集了数万人奋起反抗。愤怒的民众随手抄起榔头、铁管、木棍、扁担，义无反顾地杀向码头，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九江民众乘势而上，冲进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租界。国民政府外交部闻讯，立即派人到九江交涉。随后，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十日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赶到武汉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指派中央政治委员徐谦、外交部长陈友仁与其展开谈判。阿马利气势汹汹地道：“英国租界是根据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规定设立的。此次中国暴民抢占了租界，武汉政府必须负责恢复租界原状。”陈友仁回击道：“《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我们国民政府绝不承认。”阿马利道：“可是，英租界是我们英国人管辖的地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自由地区。你们的暴民冲击了租界，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惩罚。”陈友仁道：“阁下错矣。租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政府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国际法规定，侨居他国的公民，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阿马利无言以对。陈友仁接着道：“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你侮辱我国公民为暴徒，是极其错误的言论。请阁下务必牢记，不是我们去了英国，而是你们来到了中国。”阿马利道：“可是，你们中国人毁坏了租界的设施，给我国侨民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必须予以赔偿。”陈友仁反驳道：“不对。是你们的水兵首先挑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国十多人。我国公民奋起反抗，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应该赔偿损失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徐谦补充道：“我国公民占领租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是对挑衅者的有力惩罚。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公民的正义行动。”阿马利理屈词穷，公开威胁道：“你们在挑起战争。英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我们将派出强大的远征军，用武力解决此次争端。”陈友仁笑道：“你们有权选择战争。可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了。我们国民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徐谦补充道：“我也提醒阁下注意，据我所知，贵国正在经受一场经济衰退，国内百业萧条，恐怕没有应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力。”阿马利听罢，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道：“你……，这个……，今天的谈判，到此暂停。我们改日再谈。”说罢，匆匆离开会场。此次谈判，陈友仁一身正气，敢于斗争，荣获了“铁腕外交家”之美誉。
阿马利连夜与英国政府电报频驰，反复协商，寻求应对之策。三日后，重开谈判，阿马利像泄了气的皮球，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上乖乖签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的英勇斗争，国民政府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坚强回击，捍卫主权，取得了破天荒的重大胜利。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创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消息传开，举国欢腾。南昌、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举行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汉口九江起雄风，收回租界成大功。东亚雄狮仰天啸，列强胆寒世界惊。
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调整策略，另有图谋。英国公使阿马利返回北京，召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驻华使节会商，一致认为，张作霖掌控的北洋政府已经丧失人心，难以驾驭中国的局势。武汉的国民政府势力日益强大，即将成为中国的最新统治者。为维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光盯向了南昌，共同决定扶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头子蒋介石，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会后，他们各自派出说客，前往南昌秘密活动。于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忽然变得热闹非凡，洋人频繁出入，政客纷至沓来。蒋介石左右周旋、热情招待，一下子变得身价百倍、神气十足。
其实，蒋介石早就有着寻找外国靠山，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其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利用手中的军权，以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大批旧军阀部队，其实力迅速扩张到近五十个军。有了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变得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惜采用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手法，与武汉国民政府作对。他公然宣称：“我就是党，党就是我。”“现在在我指挥之下，国民革命军中只要我服从党，其余的军人绝无二心。”他把各军、师、团的党代表全部撤换成自己的亲信，借以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更有甚者，他借口“战争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才能确保政令、军令的统一”，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唐生智为湖北省主席、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把自己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武汉政府则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发布声明，对蒋介石任命的省级政府官员予以否认。
蒋介石恼羞成怒，便公开与武汉政府作对，加紧了反共反苏、制造分裂的步伐。一日，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窜到南昌，与蒋介石会晤，试探蒋介石对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收回租界之事，系共产党人从中捣乱，武汉政府草率从事，中正不敢苟同。中正认为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旧条约依然有效，要尽可能予以尊重，所欠外债必须如期偿还，并应充分保护外国投资企业。”江户赞美道：“蒋总司令不愧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蒋介石道：“请阁下转告英国领事，中正将尽力说服武汉政府，恢复英国租界。”江户点头哈腰，应酬道：“一定转达，一定转达。”蒋介石道：“不仅日本、英国，无论西方哪一国，如能平等待我，我们都将与其合作，像对待苏联一样，一视同仁。”蒋介石的谈话抹煞了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抽调了孙中山联苏的革命精神。江户听后，感动得涕泗交流，毕恭毕敬。
同日，蒋介石为了求得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派遣戴季陶作为私人代表秘密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晤，寻求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随后，又派吴铁城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
对于蒋介石来讲，要想实现其独裁统治，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谋求列强支持之外，能否取得拥有经济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早在北伐出师前夕，应广东省政府和广州总商会邀请，上海的大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盛冠中，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等到广州参观，进行联系，试探虚实，就与蒋介石暗中来往，拉拢关系。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的统治轰然垮台，江浙的大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于是，虞洽卿遵照英、美两国的旨意，亲自赶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即赠以巨额款项，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反共”。此时，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和应付浩大的军费，正急需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援助。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密约。虞洽卿返回上海后，便与江浙财团的头领串通一气，以“对外应时变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安全”为号召，联络了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六十多个团体，正式组成上海商业联合会，公开投靠蒋介石，大力扶持新靠山。
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蒋介石即刻动身，把总司令部迁往南京。蒋介石进入南京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将其“不信任”的第二军、第六军调往江北，把总司令部警卫团、何应钦的第一军调驻南京，全面接管了城防部署。接着，他任命其亲信温建刚为南京市公安局长、杨虎为津浦路南段特务处长、陈葆元为津浦路南段总队长、柳世裕为江防要塞司令，迅速掌控了南京方面的交通、邮电、税收等要害部门。
次日，蒋介石与英国、美国驻南京领事会谈，公开表示：“战争期间，英、美军舰为保护侨民，炮击南京的孙传芳败军，是对北伐军的有力支持，本司令谨表示谢意。至于英美侨民所受的财产损失，政府将会予以适当赔偿。”蒋介石的表态，令英美领事乐得眉开眼笑，齐道：“蒋总司令的态度，我们非常满意。”
送走了洋人，蒋介石又指令陈葆元尽快网罗青红帮分子、地痞流氓，建立“南京市劳工总会”，以手枪、铁棍组织“武装纠察队”，准备鱼目混珠，于乱中取事。他召见杨虎、温建刚等人，面授机宜，以每人每日四块大洋的高价收买了一批打手，专门对付南京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等合法组织，随时准备制造事端，大打出手。
温建刚等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以南京市公安局长的名义发布通告，称：“凡地方人民集会结社，须先呈报公安局核准立案，方得开会。否则，以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定将严惩不贷。”
蒋介石部署好南京的反共组织后，于3月26日心急火燎地赶往上海。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大批的外国资本陆续涌入；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工业先进、金融活跃、进出口贸易兴旺的大都市，也是中国最繁华的经济中心。繁华的另一面是肮脏和黑暗。上海同时又是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豪华消费、吃喝嫖赌的花花世界，滋生了一批地痞流氓、黑恶势力。在繁华地段，妓院密布、赌场毗连。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头子的三大黑社会势力、流氓集团更是无恶不作。他们控制妓院、开设赌场；贩卖鸦片、走私军火；持械斗殴、霸占码头；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勾结官吏、效忠洋人。其斑斑劣迹，闻之即令人毛骨悚然。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受到了江浙财阀集团的隆重欢迎。虞洽卿广邀宾朋，盛设宴会，为蒋介石接风洗尘。席间，白崇禧诉苦道：“周恩来领导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共产党人掌握了上海市政权，处处与我作对。”蒋介石闻言极为震惊，大呼道：“岂有此理，共产党竟敢组建政府。”虞洽卿接口道：“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全市的民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工人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有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蒋总司令此次来沪，一定要为我们做主。”蒋介石勃然大怒道：“这还了得。共产党公开反叛国民政府，私自组建地方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定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共党分子，取缔其临时政府，维护上海治安。”与会资本家闻言皆大欢喜，纷纷表示，愿在财力上支援蒋总司令。蒋介石抓住时机，立即委派张静江为全权代表，于宴会后与上海财阀集团接洽，筹借到一千万元资金。江浙财阀除对蒋介石提供大批金钱外，还积极为其引见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蒋介石和他们一见如故，指使其立即重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商联合会”，网罗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是夜，蒋介石下令第一军第二师开进上海市区，由白崇禧指挥，控制上海局势。随即又电招李宗仁、黄绍竑、李济深速来上海，商讨反共策略。